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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性介入选举——性别平等与政党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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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选前哨】

上个月,社运份子在吉隆坡发起“女性抗议有毒政治”游行,牵头的除了是在野党和非政府组织的女性领袖外,还有前首相马哈迪与夫人西蒂哈斯玛。

马哈迪夫妇史无前例地出现在女权游行中,高喊反对有毒政治,这是对历史的嘲讽?还是时代赋予他新的任务?

对非政府组织来说,社会运动该与马哈迪保持怎样的关系,仍然存在争议,而妇女运动作为社会运动中重要的一部分,也被这道政治结盟的难题所影响,就正如这一场的“女性抗议有毒政治”游行,参与游行的社运分子不以组织名义参与,她们只代表个人。

women movement有翻译为妇女运动或女权运动,前者强调争取提高女性的福利与利益,后者更强调打破性别不平的结构,在马来西亚的情况,两者难以分割,本文以“妇女运动”统称,但内容上包含女权运动的性质。

政党轮替,女性地位便会提高?

参与本地妇女运动三十年的何玉苓也在游行中,她认为,不管在野党以怎样的组合赢得政权,也不完全相信政党轮替便能实现性别平等。

“新的政党上台,女性的地位是不是会变得更好?这是未必的。因为我们本来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没有变,我们仍然在这种强弱悬殊的关系里面挣扎,要是结构没有重新建构,我想任何的平等,不管是性别,还是阶级、族群的平等,都是不可能实现。”

但是,何玉苓同意民主选举提供好的契机,使妇女团体能提出争取多年的诉求。

“虽然在野党上来,不一定等于有美好的明天在等着我们,可是还是会有帮助,每次议席或政权的改变,我们希望能为女性和边缘社群争取到一些小的进展。”

在民主化的研究里,要研究女性权利与民主化的关系,基本上围绕着两个核心问题:民主化是否促进女性的权利, 以及女性的参与为民主化的过程带来了什么进展。

不管是研究第三波民主化浪潮,还是后期出现的阿拉伯之春,几乎都指向同样的结果:女性在推倒极权政府时,扮演重要的角色,女性积极的参与其中,甚至作出各种牺牲,但是在拉倒旧政权后,新势力上台,女性的地位并没有因此而提高,她们在权力分享的过程里,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

《妇女宣言》的诞生

在马来西亚,妇女团体在推动民主化的过程中,亦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早在1990年代,妇运分子已经就国家问题与女性权益的主张,推出《妇女宣言》(women manifesto),针对各个范畴,包括贪腐问题、女性劳动权利、妇女健康与发展机会、反对对女性的暴力,提出详细的政策建议与法律改革方向。

除了政策倡导,女性在社运行动中也同样积极,非政府组织如净选盟2.0的两届主席皆为女性,妇女团体的中坚除了关注性别议题,也在政治运动中作出贡献。

延续过去的传统,在这次的大选前夕,多个妇女组织组成的联盟“性别平等联合行动联盟”(简称JAG),正在忙着起草最新一份的《妇女宣言》, 待宣言完成后,她们便会游说各政党,把宣言内容纳入在竞选政纲中。

何玉苓感到庆幸的是“妇女宣言是一份相当全面的建议书”,JAG的成员团体各有专长的议题,成员分布在全国不同州属,包括吉隆坡、霹雳、槟城、沙巴和砂拉越,关注的议题有经济、家暴、性暴力、政治权利与性小众LGBT等, 相对以往的宣言,LGBT议题是近年新加入的内容。

“这是一种进步,以前谈到性(sexuality),都是很隐晦地谈,以健康的角度来谈,或是反对性暴力,但是现在我们提出的宣言,就包含了LGBT的权益,以及她们的政治诉求。”

政党如何看待《妇女宣言》?

“政党最后接不接受你的意见,这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在当两线制成形之前,妇女团体已经在去游说政党。当时提性别议题,已经是相当进步。执政党从来不会主动说,要提高妇女的地位,这些都是都是NGO在提。”

何玉苓说,她们用了30年的时间来把“女性权益”的概念主流化起来,现在一般的政治人物都较接受妇女议题。

“只是可能他们也只是把性别议题当成是政治工作,只是利用议题来拿选票,他们自己是否真的发自内心的相信, 接受这样的立场,还是有待考验。”

妇女运动存在吗?

改变以缓慢的速度前进,何玉苓自英国留学回来,在1985年创立了至今仍然活跃的团体“妇女行动协会”(AWAM),与其他的组织合作无间。

何玉苓总结目前妇女运动的现状:“说到妇女运动,你好像是感觉不到妇女运动的存在,但是她又好像在那边,她是处于一种比较分割的状态。”

公民社会的力量集中在选举改革,如净选盟(Bersih)发起的集会是目前最有号召力的街头抗争,“Bersih 已经是形成一个大家都认识的大运动,可以看得到,也能号召人出来参与,但妇女运动还未能做到。”

除了力量不足,何玉苓认为妇女运动割裂,不同关心性别平等的人和团体,并没有真正的融成一体。

“族群的分割是其中一面,但分割也同时反映在阶级方面、性别方面和区域方面,区域指的就是沙巴与砂拉越。”

妇女运动的问题,同时也是马来西亚整个国家所面对的问题,各层面的分割,使团结变得更具挑战。何玉苓是沙巴人,特别感觉到东西马的社会运动是在各自修行。

“我们在JAG,有与砂拉越和沙巴的单位合作,但连结的工作还不够,其实,像沙巴的沙巴妇女行动资源组(SAWO),她们也开始从亚庇走出去,通过暴力的课题,如家暴、性暴力,进入到内陆的地方。”

何玉苓认为另一个让妇女运动难以突破的是,对大部分人来说,性别议题的重要性不及其他议题。

“要是你问,今天我们的国家,面对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居民一定会说,生活很苦了,很难找吃。甚至连贪污问题也不是他们最主要的关注,连同宗教族群的问题,这些是政党和NGO在提的,性别议题就更加上不了台,这不是大家最关心的事。”

如何利用大选的机会

为了拉近与社区妇女的关系,妇女团体在2013年大选,便带着妇女宣言的内容,到不同的社区去宣传。

她们不以政党惯用的传统演讲方式,而是化身成一位马来大妈的形象,推着超级市场的购物车,里面装着各种的愿望清单:“增建托儿所”、“增加生活补贴”、“打击暴力”,马来大妈大声询问在场妇女:“大选了,你们想要什么?”

何玉苓希望在下一届的大选,能以类似的方式,在社区里更广泛地鼓励妇女谈政治。

其实,早在1999年,妇女团体以更直接的方式参与选举,当时团体成员讨论是否要派出自己的候选人,最终成功推出一个没有政党背景,以争取性别平等为主打政纲的独立候选人,她便是已故的汤尼卡欣(Toni Kasim),她没有加入政党,而是以公民社会代表的姿态参选。虽然最后败阵,但也能在士拉央国会选区区拿下43%的票数。

净选盟主席玛莉亚陈(Maria Chin)是她的选举经理,汤尼卡欣是妇女团体派出来参选的第一人,自此之后,团体之间没有再继续派人参选。

何玉苓说:“现在妇女团体没有再谈推自己的候选人,现在就算我们要谈,在野党都不会给你议席!现在没有这样的空间,每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女性候选人,要是她们能提出女性关心的议题,我认为是可以接受的。”

但问题是,女性议员人数仍然远远低于男性人数,马来西亚在全球的国会女性比例中,在190国家里排名156,由独立前1955的1.9%,到2004年的9.6%,在2008年政治海啸后达到11.3%,然后回落到目前的10.8%,女性议员的比例和固打制提出30%女性人数,仍然有极大的距离。

在野党中的行动党与公正党定下了30%的女性参与名额,把女性固打加进党章,成为党内共识,但是在实际操作上,却仍然未能达标。

女性固打沦为口号,最直接的原因就是选举制度的设计,选举方式奉行的“简单多数制”,结果是胜者全取,议席归于最多票数的一位,败方即使如汤尼卡欣得到43%的票数,她也无法得到任何的议席,或对应的民意授权,让她能代表这43%选民的声音。相对于“比例代表制”,这制度不利于弱势社群的代表进入议会。

比例代表制是出路?

比例代表制是根据得票比例来分配议席,如果一个政党拿到30%的选票,该政党就可以得到与30%相约的议席。

在亚洲地区,台湾一直被视为女性参政的典范,除了妇女保障名额外,台湾的选举制度採用地区直选与政党名单比例代表制的混合方式,选民除了投地方议员,还要投政党票,政党再按得票比例分配议席,政党名单亦有规定,各党当选的议员要有50%是女性,这大大提高了女性当选比例。

何玉苓早前和台湾的政党交流,她感受深刻:“台湾女性议员已经超过30%,他们的选举制度,能让边缘社群和女性代表上来,残疾的、原住民也有机会当选,而不是只有一些健全者和精英才有机会。”

槟城研究院也提出建议方案,建议在现有的议席上增加新的议席,新议席为政党名单票,议席全数保留予女性或其他弱势群体。

何玉苓同意要推动妇女名单,“我们现在的固打制是和选区捆绑,但现在要是规定某个选区必须要给女性候选人上,大家会问为什么要把位置让给你,就变成内部争这个位置,最终女性无法受惠。”

回到同一的起跑线

不过要推动新的方案,何玉苓预料阻力必然存在。

“很多人听到固打制,都吓怕了。因为新经济政策的固打制,製造了不公平的问题。大家会说,有本事的话,你们自己来争。但是情况是,我们的原住民、女性,大家是否在一个平等的起跑线?如果我们承认他们不是在同一的起跑线上,那是不是要给她们固打?”

理想中的固打应为暂时性的机制,是对不平等参政环境的修复政策,最终的目的是要等女性和其他边缘群体去到同一的起跑点上。


刘嘉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毕业后一直在工运圈子打滚。近几年经常进出马来西亚,第一句学会的马来文是 lawan tetap lawan,相信鸡蛋终会战胜高墙。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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