砂拉越人西渡记(一):
逐梦、谋生与种族之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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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每个星期天早晨,吉隆坡婆罗洲基督教会(SIB KL)四楼总会响起马来圣歌,那是专门为东马原住民基督徒而设的礼拜场所。

忙碌工作五天后,来自砂拉越林梦(Limbang)的帝莫迪(Timothy Upai Lindris)也会来这里做礼拜。他和现场两百多名东马原住民跟着乐队节奏,唱起与父同在(Bersama Mu Bapa)赞美歌。

当音乐静下后,他闭上眼睛伸出双手,跟着神父的马来语经文默默祷告。接着,神父开始讲道,这一天所讲的是神圣的爱(Agape)。

礼拜结束后,帝莫迪通常会和几名原住民教友去吃午餐及聚会,但今天他把这段时间空出来给我,而我们就在教会食堂进行访问。

“这里让我有家的感觉,我见到很多砂拉越人,我觉得自己正融入一个社区。”

帝莫迪如此形容他的心情。他说,除了礼拜祷告,每个周三晚也会在其中一名教友的住家聚会,分享生活大小事。

事实上,这个教会有几个礼拜时段,帝莫迪所参与的是马来语礼拜(Kebaktian Bahasa Malaysia),这让他倍感舒服。

“至少每周有一天,我可以自在地说自己的语言。”

与西马隔着南中国海,砂州人的生活模式、食物、文化、语言,甚至是对家国的想象,某种程度上肯定与西马人有所不同。

而这些差异,从前来西马打拼的砂州人身上,无疑有更深体会。

为了发展毅然来西马

帝莫迪是于2014年9月来吉隆坡工作,那时他刚从砂拉越大学(UNIMAS)毕业,短短一年半的西马生活,让他自嘲还是一名“菜鸟”。

问他为何要来这里,大学主修传播研究的他直言,都是为了工作与发展机会。

“传播与媒体公司在砂拉越不多,工作机会非常少。我喜欢冒险,也喜欢走出舒适地,所以我选择来吉隆坡工作。”

帝莫迪当初是单枪匹马飞来吉隆坡,第一份工作是在妇女行动协会(AWAM)担任活动策划助理,主要办妇女权益与醒觉活动。

工作半年后,他终于找到一份符合志趣的工作,即在本地一家媒体公司担任数码执行出版人,主要负责网络电视的内容与出版,让他对前途更具憧憬。

经常被问是不是华人

26岁的帝莫迪是伦巴旺族(Lun Bawang),属于砂州极其少数的族群,为了让人更容易了解,他总会解释,那是乌鲁人(Orang Ulu)旗下的一个小族群。

他的家乡林梦位于砂州最东部,属高原区,居民皮肤通常较白皙,土生土长的帝莫迪也不例外,看起来很像华人。

但没想到,这种外貌成为他来西马生活后的最大困扰,也让他发现西马和砂拉越最大的不同——即种族在西马原来是件“天大”的事。

在这里,不管是工作或走在街上,只要和人初次接触,对方总会先问帝莫迪“是不是华人”。

一开始,帝莫迪以为这只是因为他的外表关系,但有一次他乘搭轻快铁(LRT)时让位给两个女生,对方也要先问他是不是马来人,让他心里暗叹,“难道我是马来人就不能让位给妳吗?”

“可能我一开口说话的腔调像马来人,所以她们就问我是不是马来人,哇,你看看,我是什么人很重要吗?”

他这才意识到,种族区分在西马如此深刻,这是他在砂拉越前所未有过的经验。

满意“肤色”才愿租房

事实上,帝莫迪(见图)刚来吉隆坡,未落脚前已蒙受冲击。当时他在找房,看到一个广告虽注明“只要华人租客”,但他急于落脚,只好硬着头皮打电话去询问。

“当我问还有没有空房时,电话那头的妇女说还有,接着就问我是不是华人,我说我是砂拉越人,她就直问:‘那你皮肤白不白?’”

“我震惊不已,但我还是告诉她,我认为自己算白。后来我们见面了,那名妇女表示能够接受我的样子……”

“哇,你想想,不是所有砂拉越人都像我这么白,若非符合她的条件,我想她会告诉我,抱歉,房间已出租。”

无论如何,帝莫迪只是在那位妇女的家租住三个月,后来搬到如今居住的提亚白沙罗(Tiara Damansara)。

砂人不问你是什么人

谈起这些经验,帝莫迪总会边说边大笑,但笑声中难掩他的苦涩与无奈。说到七情上脸时,连带“哇”惊叹声。

要他形容来西马生活的感受,他说,就像坐云霄飞车,有起有落,一开始更难以适应。

他指,在砂拉越,人们初次见面不会问对方是华人、马来人或印度人,因为那里种族太繁多了。

“从交谈的腔调,我们自然知道你是伊班人或马兰诺人(Melanau)等。若你有发现,刚才教会中一名戴着项链的女子,我们知道她是加央族(Kayan)。”

“我不是说这里(西马)的人种族主义,我想,可能这里不像砂拉越有那么多族群……”

习惯融合反易交朋友

27岁的苏亚娜(Suryana Manterang,见图)同样是社会新鲜人,在吉隆坡工作已约三年,目前在一家建筑谘询公司担任工料测量师(Quantity Surveyor)。

来自古晋的她是于2008年到森美兰汝来英迪学院就读大学基础课程,当时才19岁。一年半完成课程后,她远赴澳洲布里斯班一所大学就读工料测量师学位,毕业后来到吉隆坡工作。

虽独自前来陌生城市闯荡,苏亚娜一点也不觉孤单,访谈中她不时会提到,自己是个很容易相处的人,所以能很快地和身边的西马人混熟,并交到各族朋友。

帝莫迪口中属于西马人“天大”的事,对苏亚娜而言根本微不足道,这很大程度上与她在砂拉越的生活环境有关。

就如她所言,砂州有很多族群,但在那里,苏亚娜说,她不曾感受过种族紧张。如此和谐的生活气氛,造就她容易与他族相处的习惯——就算来到吉隆坡也没变。

穆斯林何需怕十字架

虽然如此,苏亚娜也留意到半岛不时爆发的种族课题,而令她最深刻的就是八打灵再也一间教堂被一群穆斯林迫拆十字架的事件。这让也是穆斯林的她觉得,实在“小题大做”。

“十字架根本没问题!比如一名华人或佛教徒住在清真寺隔壁,不代表他会改信伊斯兰教。就好像我们(穆斯林)看到十字架,不代表我们会改教。”

十字架在苏亚娜眼中真的平常不过,她在古晋就读的圣玛丽国中(SMK St. Mary),校内就挂有十字架,五年中学生涯朝夕以对,根本没让她改信基督教。

苏亚娜的母亲是比达友人,虽已跟着其巫裔父亲信奉伊斯兰教,但母亲家人皆是基督徒,所以苏亚娜经常与基督徒相处。

“甚至在我外祖父过世时,我们都出席他的葬礼并前往墓地,是的,那是基督徒墓园。对穆斯林来说没问题,这是一种尊敬,何况他(祖父)是我的家人。”

开销压力只够吃够用

苏亚娜前来吉隆坡的原因和帝莫迪一样,无非是为工作发展机会。她说自己很喜欢数学,所以选择工料测量师,但这一行在砂拉越的工作机会很少,她才来大城市,希望累计经验装备自己。

苏亚娜原本不喜欢辛辣食物,但她笑说,身边的西马朋友都习惯吃辣,让她如今也练就一身吃辣功力,每每用餐都会要求‘Cili Potong’(小辣椒)。

另一个让苏亚娜不大习惯的是马来语腔调,很多时候,她和这里的马来朋友聊天时,总会脱口而出“砂拉越语”。

“这很不同,例如Aku(我),我们说Kamek;Kau(你),我们说Kitak。所以我们的腔调是完全不同,但没问题,我可以适应。”

“没问题”这个词,似乎已成为苏亚娜的口头禅。访谈一开始就自称容易相处的她,虽然直认吉隆坡高销生活费是她最大的压力,但她还是不忘强调,自己能够生存(survive)下来。

“我和哥哥在哥打白沙罗(Kota Damansara)租住一间公寓单位,每月付1300令吉,还得自己支付水电费等账单。”

她以马来谚语“Kais pagi makan pagi, kais petang makan petang”(手停口停),形容自己目前的经济状况。

“生活费越来越高,这很艰难,你得好好计算如何使用薪水。我的薪水足够应付所有开销,但我不能奢华购物,只能买一两件衣服。

不同信徒共用停车场

来自诗巫的蔡竞贤(见图)则是一名电影指导,也是本地中文独立乐团浪氓的主唱,朋友们都习惯称呼他的英文名Stephen Chua。

Stephen同样认为,砂拉越是一个很Peace(和平)的地方,穆斯林与基督徒可以和睦相处。

“我们那边就有一间清真寺和一间基督教堂之间有一个停车场,大家是可以一起使用。”

“拜五你们(穆斯林)用,礼拜轮到我们(基督徒)用。”

他指,诗巫的道路甚至有中文名,如中山路、乌比蓝带路、德古路及中华路等,这种面貌在西马更是难得一见。

离乡19年为追逐梦想

42岁的Stephen当初是为电影梦,只身来到吉隆坡求学与工作,转眼在这里生活已有19年。

与帝莫迪和苏亚娜相比,他可谓是“老鸟”一名,这座城市对他而言已再熟悉不过。这里是他第一次认识电影,也是他带着社会新鲜人身份踏入影视圈的地方。

曾经,他也有过彷徨苦闷而回去诗巫,打算在家乡发展,但一段时间后,他还是回到这个城市继续他的电影梦。这里更是他成家立室的地方,妻子来自柔佛,两人育有一名9岁女儿。

“我是在1994年离开诗巫,那时23岁,为了读电影所以来吉隆坡,进入马来西亚艺术学院(MIA)。在砂拉越,那个年代若你说要读电影,大家会傻眼。”

Stephen的父亲以前是电影院副经理,他小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电影院混,看了很多电影,也立志要进电影圈。

但电影在当时的砂拉越根本是冷门科,后来四处打探下,才知道马来西亚艺术学院有戏剧及摄影科。

“毕业后我就进入一间电视制作公司,工作了两年却越做越纳闷、越感无聊,甚至觉得没水准。”

“后来我回去砂拉越一年,当时是97或98年,我就想不如去帮父亲做生意,但我呆不住,我真的很痛苦,因为没有知音,那边的朋友都是做生意,而我却心系艺术。”

写歌倾诉土地遭破坏

Stephen在马来西亚艺术学院求学时认识了一些玩音乐的朋友,并弹起吉他。在回到诗巫那段时间,看到砂拉越土地被百般糟蹋,他写了一首歌叫《南方的树》,抒发内心不安。

“看到砂拉越土地,我感觉蛮不舒服,因为那时森林被砍、整个河流都像‘Teh Tarik’,我觉得很纳闷。”

“写了《南方的树》后,我又回来西马。那时候很多人失业……想拍电影没得拍,拍电视剧又委屈,所以想不如唱歌。”

而浪氓这个如今被中文独立音乐圈视为“前辈”的乐团就在那个时候正式成立,Stephen担任主唱,他的知音朋友担任乐手。我们的访问正是在他朋友的一间音乐表演空间(Live House)进行。

Stephen如今的工作重心仍是摄影指导,他说,自己的任务就是指导镜头摆设,有时也得亲自掌镜。偶尔,他更会客串出镜,如在《Jagat》客串流氓,甚至在本地独立导演陈翠梅的长片处女作《爱情征服一切》(Love Conquers All)担任男主角(见图)。

询及吉隆坡与诗巫最大的差别,Stephen说,吉隆坡每天都很匆忙,压力也非常大,砂拉越的生活节奏相对来说比较缓慢。

“在砂拉越,人们走路都特别慢、找钱也慢、整条街都很慢,其实是蛮舒服的。”

但他坦言自己性子急,喜欢吉隆坡又快又准的生活节奏,若太慢他会没耐性。

为了更高薪离开妻子

来自古晋的莫哈末哈菲里兹(Muhammad Hafriz Fareedy )没有帝莫迪、苏亚娜和Stephen般追求理想的满腔热忱,他直言,当初是为更丰厚的薪资才来吉隆坡讨生活。

29岁的哈菲里兹是比达友人,也是穆斯林,他在吉隆坡一家建筑公司担任工地安全督工(Safety Supervisor)。虽与苏雅娜同样投身建筑领域,但两人并不认识。

他离开古晋前后已有5年,之前曾在他州工作,直到2014年9月才转到吉隆坡,所以在这落脚只有一年半的时间。

虽在节奏快速的都市工作,哈菲里兹(见图)说起话来一点也不急躁。他慢慢分析,在吉隆坡工作可以赚上比砂拉越高一倍的薪水。

何况他这一行,在砂拉越难以找到固定工作,多数是合约工,根本不划算。

“在伊斯兰教,我们称这为生计(rezeki)。这里的薪水6000令吉,砂拉越才3000令吉,我不如选择这里。”

“建筑领域工作一般上薪水都很高,但若是合约工就非常低。在砂拉越,这行工作多数是合约制。”

不爱城市拥挤路费多

哈菲里兹的妻子是瓦伊族(Vaie),那是民都鲁一个非常少数的族群,隶属马兰诺人。他当初正是结束民都鲁的合约工后才远赴这里谋生。

目前,他住在其哥哥位于双威(Sunway)的家,而我们的访问就约在双威金字塔购物中心,那是他经常去购买日常用品的地方。

他直言,不喜欢吉隆坡急匆匆的生活,而塞车更是他的最大痛苦。

“在砂拉越,你不需要赶路,一切都很慢,像我妈妈是移民局官员,虽然公司离家9公里,每天仍能回家吃午餐。”

“我现在的公司在南湖镇(Bandar Tasik Selatan),离家也约9公里远,但若驾车遇上塞车,简直是梦魇。”

他说,每天上班路上还得经过两个收费站,来回都要付出超过10令吉。

接着他谈到租金,在砂拉越,每月700令吉就能租到一间房子,这点帝莫迪也感同身受,他在提亚白沙罗租住的中房正是700令吉。

离乡背井视哪为家?

孤身前来西马打拼,历经酸甜苦辣,一些或得离开妻子,一些或在这成家立室。若问这四个砂拉越人视哪里为家,他们会如何回答呢?

帝莫迪: 当然是砂拉越,何况我才来这里两年。沒有比家更好的地方,我真的希望西马人到砂拉越走一趟,感受那里的不同。

苏亚娜: 砂拉越是我的家,那边有我的家人、朋友及食物。我来这里只是为了累计经验。

Stephen: 从我的职业或工作来说,我是属于吉隆坡。但就个人而言,砂拉越还是我的家,我怎样都是在那边诞生。

哈菲里兹: 肯定是砂拉越。我来西马找生计,在这里居住及工作,多数时间也花在这里,但西马只是我的第二个家。

诚然,不管离开多久,这四个异乡人始终视砂拉越为“家”,虽然这个家已非他们当下的生活场景。

那他们是否想过有一天将回去砂拉越发展?5月7日的砂州选举,他们又会否会回去投票呢?

下篇:

砂拉越人西渡记(二):思念的故乡和选举那回事

延伸阅读:

回顾砂州家族政治史: 穆斯林土著霸权如何诞生?

有何看头? 7道问题读懂砂州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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