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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塔达那:建庙、庆祝农历新年的原住民

    (更新:)

    【大专论坛】

    2018年1月13日,马来西亚沙巴的“黄大仙庙”正式动土。这是香港黄大仙祠啬色园继加拿大温哥华和澳洲悉尼之后的海外分祠,座落于马来西亚沙巴的瓜拉班尤(Kuala Penyu)。

    显然和前面两个大都市相比,瓜拉班尤只不过是凋零小县,人口不到2万,华人比例佔1.4%。在这个由九成土著所组成的县,怎么会筹建佔地5英亩、耗资马币700万的庙宇呢?

    大部分学者或媒体经常把土著等同于马来人或穆斯林,而忽略非马来人土著的多元性。因此,瓜拉班尤的土著议员里姆斯(Limus Jury)带领民众,兴建如此大规模的华人宗教场所,难免会引起社会的讨论与不解。

    瓜拉班尤黄大仙庙外观设计图,以海龟为外形,符合“Kuala Penyu”作为海龟河口的地名。

    顶端大图:沙巴黄大仙庙动土典礼。黄袍者为来自香港的李耀辉监院,中间白衣者为里姆斯议员。

    信奉祖灵和华人宗教信仰

    沙巴的原住民,32%信奉基督教;也有八千余人信奉华人宗教和佛教,以集中在瓜拉班尤的塔达那人(Tatana)为代表。里姆斯则是全马唯一信仰华人宗教的土著议员。瓜拉班尤县的西边是联邦直辖区纳闽岛(Labuan),为汶莱湾提供天然屏障,平静的海水适合港口贸易。

    瓜拉班尤的塔达那人近八千人,是最大族群,在马来西亚成立之前多数实践着混杂着祖灵和华人宗教的信仰。当地人称华人宗教为“Tapikong”(大伯公)或“Buddha”。

    在民族国家形成的过程中,国族主义者以大众媒体、国家治理等力量,让人群想像成“享有共同历史与未来命运”的共同体。随着马来西亚伊斯兰化和马来化的国族建构,部分沙巴原住民採取信奉天主教等方式,以地方主义对抗国族政策。

    根据沙巴塔达那文化协会于2010年调查,高达94%的塔达那人已经改信天主教。换言之,如今仅有不到五百人名义上信奉Tapikong信仰。

    黄大仙庙将是瓜拉班尤第六间的Tapikong庙宇。按照成立顺序的庙宇名单如下:圣王庙(1919)、玄天宫(1989)、聚圣堂(2006)、关圣帝君庙(2015)和福德坛太阴殿(2015)。身为少数中的少数,这群塔达那人如何维持父母的信仰?

    异族通婚和华人宗教传播

    圣王庙位于瓜拉班尤县孟奴卜镇(Menumbok),是沙巴少数战前的庙宇。圣王庙成立于1919年,主神是开漳圣王,是祭祀唐朝将领陈元光所延伸的信仰。

    瓜拉班尤县的圣王庙建于1919年。

    陈元光曾任漳州刺史兼任漳浦县令,去世后被福建漳州人、台湾和新加坡的漳州后代视为守护神。该庙的匾额还标注赠送人的身份“福漳隆埔尾林文庆答谢”。此林文庆极有可能是20世纪初响当当的新加坡华裔领袖,其祖籍是福建省的漳州。

    圣王庙的历史也反映瓜拉班尤县华人移民的历史。此地的华人多是闽南人,祖先多是在19世纪初随着商船来到汶莱经商,之后落脚此处与当地原住民,尤其是塔达那人结婚生子。庙宇座落在克里亚斯河畔,是早期华人商船进入瓜拉班尤内陆的河道,也是通往纳闽岛的码头所在地。

    1846年,英国佔领纳闽岛,之后将之纳入海峡殖民地,与新加坡、马六甲和槟城频繁交流。不少华工是从香港离开,载至新加坡分发,再转至纳闽岛。因此,不难理解瓜拉班尤和纳闽岛,甚至海峡殖民地的华人先辈会集资在此河口建庙保平安。他们有的是移居至其他海峡殖民地后,再移民至瓜拉班尤,与当地原住民通婚。

    异族通婚普遍的主要原因有:(一)早期的华人移民以单身男性商人居多,透过迎娶当地原住民妇女而扩展商业、资本和亲属脉络。有的华商在中国原乡已有原配,但仍迎娶当地妇女,让原配负责持家教子的责任。(二)华人宗教和原住民祖灵信仰具有开放性,不若伊斯兰教具有排他性。因此当时华人多数选择和信仰祖灵信仰的塔达那人通婚,而非信仰伊斯兰的比萨雅人(Bisaya)和汶莱人(Brunai)。

    建国后的压抑与再发展

    第二间庙宇建立之时已是1989年。这七十年间经历二战、建国,加上沙巴政府曾在1967年至1985年间实施伊斯兰化政策,华人宗教的发展均受压抑。这期间的华人宗教都是透过塔达那人家里所供奉的神明传承。沙巴团结党上台后拨款给华校、教会学校及非伊斯兰宗教团体,才使得当地有能力建庙。

    随后的庙宇呈现一系列本地化的策略,如採用马来语为行政语言,发展拿督公和拿督婆婆的信仰(并以黄色作为代表色),透过舞狮团招募年轻乩童等。拿督公信仰主要是透过灵媒和拿督公治身心病的能力,吸引名义上信仰其他宗教的信徒。

    当地的舞狮团和乩童都是塔达那人,2015年建成的关圣帝君庙甚至是堪称全马唯一由土著执事的庙宇。

    关圣帝君庙旁的拿督公神殿,用以祭拜和问事。设计以黄色为主(对应传统庙宇的红色),大门有着伊斯兰风格。

    议员里姆斯的父亲笃信华人宗教,尤其是香港黄大仙信仰。基于孝心,加上刺激当地旅游业,凸显塔达那人文化特色等因素,里姆斯捐地号召,沙巴黄大仙庙得以动土。

    伊斯兰和天主教所带来的改变,也体现在墓地(义山)的管理上。基于联邦的伊斯兰化政策,不少原住民是在不知情或受利诱的情况下成为名义上的穆斯林。但有的后代不知情,采用了Tapikong的方式埋葬。

    部分义山也曾发生过死者入土为安后,有关当局发现死者是“穆斯林”,进而再埋葬去穆斯林墓园的事。有的后代则改信天主教后,为了方便祭拜,把祖先“正方形”的墓碑改成“十字架”墓碑。

    玄天宫旁的Tapikong义山早期由当地华人甲必丹管理,因缺乏法律约束力,上述死者被改教的事件不断发生。为“保护”祖先的宗教,当地塔达那人于2015年将义山组织注册为法人机构,以便对义山有合法的管理权。

    “华人”新年和“华人”宗教

    在沙巴,农历新年早已不是“华人”的新年了,各宗教信仰者都会一同拜访华人亲友,参与县市所举办的庆祝活动。举沙巴北部的必达士县为例,穆斯林居多的当地人半世纪以来参与由富商所举办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

    近年来,活动内容逐渐多元化,长达一周,成为当地人最隆重的节日,甚至在2016年打破马来西亚纪录大全,七天七夜连续不断庆祝农历新年。

    2018年必达士县的农历新年庆祝活动,主办单位重金邀请90年代马来流行歌手Zamani Slam前来演唱。

    同理,塔达那人视农历新年为最重要的节日,不管是穆斯林或天主教徒,这一天是家人团聚的日子,比圣诞节、开斋节和丰收节来得重要。东马网媒Carrybean为此也特地拍摄一支介绍影片《塔达那:继往开来的精神》(Tatana: An Unbroken Spirit)。

    塔达那人口操塔达那语,已经不会说任何华人方言,但是仍然还庆祝中元节、中秋节、元宵节和端午节。笔者去年就在全家信奉天主教的塔达那家庭,吃到中秋节的第一颗月饼。为了应付塔达那繁多的Tapikong节仪庆典,里姆斯甚至在前年委任全马唯一的土著裔“华人甲必丹”来负责此事。

    塔达那裔的“华人甲必丹”早晚都会上香。

    近几年,澳洲、越南等地出现呼声,认为应把“华人新年”(Chinese New Year)正名成“农历新年”(Lunisolar New Year),主要因为庆祝农历新年的群体并非局限在“华人”或“中国人”身上。同样的现象也发生在马来西亚,庆祝农历新年的是否只是华人社群?

    另一个思考点在于,我们所谓的华人宗教,或华人民间信仰,是否只是局限在华人社群而已呢?或许我们更应该把“华人宗教”理解成“来自华人文化圈的宗教”,而非“华人的宗教”。

    发源自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早已贵为文明,而不只是文化。文明应是属于人类共有的资产,好比源自希腊文明的民主制度或是阿拉伯数字般。文化本來也具穿透力和融合度。马来西亚华人看待自身的文化和信仰时,是否更开阔与包容,而与更多族群共享?这是值得深思的。



    吴佳翰,台湾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生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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