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图索骥】
我是到香港求学生活以后，才更加真实地看见“中国”的。这个中国，没有一带一路的磅礴气势，没有强势宣传的推波助澜，更没有大型制作的娱乐效果；有的只是一些怀抱信念和理想的人，因为期望人民福祉与国家经济成长一起进步，而不断倡议、组织、推动改变，却因此而被视为异端、危害国家秩序与安全，然后被消失、压制、噤声。
民间中国一直存在，只是非常容易在娱乐与消费工业盛行的時代被刻意忽略、遮蔽与隐匿，因而难以看见。
两个中国
社交媒体在2003年开始盛行时，推特（Twitter）因其简短文字交换的格式，伴随网络普及化的列车，很快就吸引大量使用者，令各种信息得以快速传达和交换，也因而累积动员与集结人群的能量。
当年2月，原籍湖北的大学生孙志刚因无合法证件、无居住地点和无收入（俗称“三无”），而被广东执法机关收押，在收容所拘禁期间疑遭殴打致死。事件经媒体报道后，在网上引起关注与热议，网民与社会各阶层人士不断在网上和实况中动员、抗议，并上书中央，最终让有弊端及涉嫌违宪的“收容遣送制度”在短时间内废除。那是一次媒体、网络和社会共同推动公共政策改变的模式典范，以至于2003年被视为“公民维权元年”。
“当时大多数的自由派知识分子都相信，中央正在逐步推进政治改革，实现法治和民主，民间的责任就是发出更大的声音，给官僚增加难度，帮助中央落实政治改革。”赵思乐在《她们的征途》这本书中，这样写着。
中国的国际声望，以及海内外华人对“中国站起来”的认同与自豪感，在2008年奥运期间达到顶峰。然而，曾经一度松动的民间空间并没有持续太久，一波波针对非政府组织以及维权行动者的打压随即猛扑。以刘晓波为例，他参与起草的《零八宪章》获得中国逾300名各界人士签署，寄望改善言论自由、人权和选举制度，并打算在2008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发表。然而，政府在12月8日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对之刑事拘留，9日开始监视居住，一年后被判处11年有期徒刑，一直到今年病故以前，都还未完成刑期。
社会氛围在奥运之后急转直下，异议分子不断被重点逮捕，曾经热烈的网民凝聚力消散无踪。到了2011年，中国中央因忌惮茉莉花革命引起蝴蝶效应，更大规模镇压异议人士，进而促发2015年709维权律师大捕抓。数百名接触过人权案子的律师被问话、限制出入境、被消失、被逮捕、监禁，镇压规模与手段震惊世界，史无前例。
图一：面书上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至今仍不断更新和支援维权律师的状况。
从看到希望到只能逃亡，民间中国近15年的情势是高低起伏。《她们的征途》记录的，便是近15年的民间中国。
女人写女人
这本厚达365页的书，有个很长的副题——“直击、迂迴与冲撞，中国女性的公民觉醒之路”。看似拗口，但阅读全书以后，却可以理解，要以简洁或任何高雅的字眼来衬托书里20万字累积而成的故事与人物，绝非易举，甚至可以不必。
这是赵思乐的第一本成书，但早在书本出版以前，她的文章就见诸于《阳光时务周刊》及《端传媒》等中文媒体，也得过亚洲出版协会卓越新闻奖、人权新闻奖等国际大奖，尽管自言入行年数不多，但文笔非常纯熟。
在一个由国家带头压制人民声音，维护国内稳定的年度预算还多过对外防御的极权社会，要坦荡荡地说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而不仅仅要有勇气。但由于自小在广州接触到香港媒体，后又因到台湾交换学习而体会民主体制运作，赵思乐决意记述成长中家园的真实声音，这些事迹被活生生压制而无处可说，背后更牵涉庞大复杂的国家权力机关架构、政治政策转向、民间运动路数等局外人难以理解亦鲜少接触的问题。
在这些故事当中，她又以女人的生命故事，而在贫瘠的公民社会书写中开出另一视角的叙述。从知识分子、下岗女工、性工作者、到律师家属，来自不同时代、不同领域，甚至拥有不同身份地位的女人，因着相似的社会情境与关怀，最后或被迫或自愿地站到政府的对立面，生命从此无可逆转地改变。
在庞大复杂，近乎“源远流长”的民运叙事中，她擅用巨细靡遗的细节，刻画大社会中小人物的精神面貌与生活。
例如67岁的艾晓明，为了补拍几个纪录片空镜头而提着重重的摄录机，走在厚厚的白雪地上，一不小心就要滑倒。但她为了保护摄录机，硬生生地笔直跪下去。如果跪的不是雪地，膝盖骨大概已经碎裂。
写出《敌人是怎样炼成的》的寇延丁，承诺要留在家照顾备考的儿子，却在汶川地震后，抑制不住内心想出去助人的召唤，而面对母亲和非政府组织活跃分子的身份冲突与良心考验。同为单亲妈妈的性工作者叶海燕，为了生计与性权益而以女权主义者自居，走得太前、声音太大便惹来骚扰，被迫将女儿留在他乡，只能在夜深以后流下歉疚难过的泪水。
709事件受害者家属多因丈夫遭对付而失去经济支柱，在困顿与营救中生活。但赵思乐却让她们分享彼此“奇葩的律师爱情故事”，并描绘妻子们讨论微整形时眉飞色舞，让人看见女人们从没有尽头的黑暗苦难中，淬炼出的坚韧与独立，在夹缝中取暖，扶持着走。
弱者的武器
我不由得想起美国人类学教授James C. Scott在1985年的著作《弱者的武器》。作者当时在马来西亚农村做考察研究，发现当地农民虽然面对庞大的既得利益者，却绝非只会听天由命。他们没有固定组织，亦无事先计划协调，一般通过非正式网络进行个人反抗。面对这些无以战胜的巨兽，他们以嘲讽、装傻、暗中破坏、不合作等态度来反抗。
不过，《她们的征途》不是描述农民反抗，反抗主体是一群原本就缺乏经济与救济资源，或被政权刻意边缘化、紧盯与压制的人。在踏上“抗争”路以前，这些女人的生活重心在家庭、工作与孩子照护上，甚至不知道什么组织，对政治与社会运动文化亦无知，甚至厌恶。
但是反抗源于意识醒觉，源于打压，源于别无选择。一所小学校长在2013年涉嫌性侵六名六年级女学生却没被对付，一直为性工作者发声的叶海燕毅然站到校门前举起大字报抗议，上面写着“校长，开房找我，放过小学生！”。事件引起广泛关注，网友效彷发起“一人一照片”运动，成为中国互联网有史以来动员最广、影响力最大的线上抗议行动之一。（页267）
图二：叶海燕
后来叶海燕被对付拘留，艾晓明教授看见照片，决定裸露身体，手持大剪刀，在胸前写下“开房找我，放过叶海燕”，并把照片上传网路，再度引发热议，对权贵施压。面对国家、制度与社会的各种暴力与性污名，她们以自己的身体作为武器来抵御。身体是她们在还自由的时候，唯一可以通过自主意识来使用和驾驭的有力控诉。
还有709家属在营救丈夫期间，站在警署前高举红色水桶；找不到笔写口号时只好（心疼地）使用口红；不断在网路持续书写、更新事态发展，甚至制作视频、以容易理解的方式去吸引更多同路人和支持者关注，她们利用手上仅有的资源，在日常生活中抵抗，方法看似不入流，但却已是她们能做的所有。
需跨世代介入
《她们的征途》让人看见官方中国竭尽所能要扫除和埋葬的民运历史和种种地下化抗争，也让我不住反思，世代之间可以如何参与、介入彼此的历史？
“出生在80、90年代年轻人…从他们开始认识社会时，市场化和全球化已经是无需辩论的大背景，他们没有感知过体制踌躇脆弱的惊险一瞬，也没有目睹过坦克开上天安门广场那震撼的一幕。体制在他们的视野里始终是一个僵化但强大的现实存在，因此他们既无从想像如何直接推动它的性质转变，也没有要与体制对抗的情感基础，他们没有伤痛镌刻的恐惧，但也延续着上一辈人已经内化的自我审查。”（页147）
赵思乐就是个“80后”，通过自身的参与、理解和反思，她看见历史断裂常源于国家强行阻断，前人集体失语、沉默或选择逃避、遗忘。她亦反证出经常被认为抗压性低，不问世事、重娱乐与消费多于一切的年轻无感世代，也期盼能与上一代历史产生连结和对话。
没有梳理与正视过去，历史的梦魇就不会结束，有伤痕的历史更是如此。
正如艾晓明亦曾不能理解父亲为何会在文革中被标签与批斗，自己甚至也参与其中，因而很长时间对政治感到疏离与冷漠。但她离开学术体制后，决定拍摄纪录片，用自己的眼睛和馀生，去寻找和直视土地发生过的血迹与压迫。
唯有这样，才能慢慢理解自己和历史的关系，以及找到可以施力的位置。她的最新作品《夹边沟纪事》，记录中国1957年“反右运动”中甘肃夹边沟劳教场2000余人死亡的惨剧，录取倖存者的见证以及子女的口述。
年轻的王男袱从纽约回到中国，起初只想拍摄性工作主题而跟拍叶海燕，最后却因叶海燕的故事，而使纪录片《流氓燕》荣获许多国际奖项，自己也在过程中认识并参与维权行动。709家属的故事亦记录在香港著名出版人江琼珠和卢敬华制作的《709人们》纪录片，与书本同期出版。
议题要发酵，需要来自不同领域、不同世代的人，透过各自的媒介、语言和管道集体发声，共同参与介入、保温。
书里有一章《雨伞与太阳花》，特别写出中国不少人因为对太阳花和雨伞运动表态支持和声援，而遭到对付与监禁。如果港台有更多的人知道这样的连结一直存在，李明哲和709家属的事件会不会有更多的跨地民间力量支援？
分出不属地狱的东西
“这些遭逢恶运的人，有时候只是因为多了一点思想，或者爱上了一个多了一点思想的人，这是政治犯和政治犯的家属。但有的时候连这都没有，他们只是在农村拥有一块土地，那是她们仅有的财产，有一天被占去或者强拆了；或者他们只是为人父母，带几岁大的孩子去医院打疫苗，孩子就连续高烧最终瘫痪了。”（页88）
11月18日，北京南区的一栋廉价公寓发生大火，由于住户密集且缺乏消防措施，因而造成19人丧命。事发后，北京市政府伺机以消防安全为由，强行整治和拆除京城内所有违建建筑，大部分住客都是外来民工。
图三：北京市政府强行整治和拆除京城内所有违建建筑。
他们被勒令在几天内撤离，天寒地冻，毫无预警、无赔偿、无安置，没有议价空间，来不及告别，更不知何去何从。一张挂在树木两端的布条写着“清退低端，人人有责”，义正言辞毫不掩饰。
图四：网络流传照片，摄于北京房山区长阳西营，2017年11月26日。
如果城市是一棵树，底层的人便是最基本的有机物质，但他们的生命在“高端”的政权眼中，毫无价值可有可无。连仅仅在城市生活，都会被视为多馀而要消除；试问敢于向不公义吭声的人，如何才能有好日子过？
《她们的征途》后半段的主题是“困兽犹斗”，从2008年到当下处于低谷的民间，在可预见的未来只会更难存活。但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Italo Calvino）说过：“我们无法讲和地狱斗争，我们已经在地狱里了。现在唯一能做的是分清楚哪些东西属于地狱，哪些东西不属于，尽量让那些不属于的东西存活下来。”于是，困兽犹斗。
至今，叶海燕依然经常在微信发布文章，分享生活、爱情、观点、画作，靠着网络打赏过生活。在709中被消失的维权律师王全璋至今无法会见律师和家人已超过800天。他的妻子李文足联同其他家属依然不断到警局要求会见丈夫，不被允许就去投诉，尽管没有一次获得受理。
江天勇律师在2016年11月28日“被失踪”，秘密居住监禁一年后，才在11月21日公开审讯。他当庭认罪，被判处两年徒刑。江天勇曾代理王宇的案子，王宇曾是叶海燕的律师，也是709第一位被消失的律师。她在2016年8月认罪后取保候审，但今年7月透露当初是在家人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被迫就范。她的儿子至今仍无法出国深造，长期被监视跟踪。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被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当天，他在狱中服刑。全球记者都等着他的妻子刘霞发言，但警员先行一步坐到她家里，开始其漫长的软禁生涯，至今仍未结束。
八九民运前后，“一大批关注社会的人被抓了，或者流亡了，大量的人不能说话。”这是文革以后中国第一位女博士艾晓明的时代感悟。2017年的中国，依然有许多人不能说话 ，但还是有能说话的人不断在说。
谨以此文，向民间中国坚毅的抗争者、那些还在努力让不属于地狱的东西存活的人致敬，并予以祝福。
邓婉晴，喜欢散步，擅长迷路，因而习惯在游走的过程中，勾画城市图像。坚信马来西亚人民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城市与国家，为此愿意共同努力，寻方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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