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工时、工资、工会——大马工人的挑战

朱进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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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

马来西亚目前的国内劳动力有1440万人,失业率约为3.5%,另外还有上百万计的外籍工人在制造业、种植业、建筑业、农业、服务业及家庭佣工等六大领域中受雇。

劳动者一直都是大马经济发展的主要支柱,但是过去多年来政府执行亲商政策,从来没有真正重视劳动人民的困境,反而不断腐蚀工人的基本权益。

工作无保障、工时过长、工资低及工会被打压,是大马工人普遍面对的问题。

工作:愈来愈无保障

大马自1990年以来就一直保持着低失业率,而且也引进愈来愈多的移工,反映大马社会长期处在接近充分就业的状况。可是,这并不表示大马工人的处境会好到哪里。

近年来,企业财团愈来愈普遍将劳动力外包,导致受薪工人的饭碗愈来愈没有保障。政府于2011年修改《1955年劳工法令》,增设承认“劳工承包商”或劳工中介人条款,劳工承包商成为工人的主要雇主,切断工人跟真正主要雇主(工人工作的工厂或公司)之间的关系。

此举合法化劳动力外包或合约工制度,让工人的工作变得无保障。劳工承包商可以随时宣布倒闭而逃脱维护工人福利的责任,而工人却无法向真正的主要雇主索偿。

劳动力外包不仅仅是私人界的常态,政府管辖的公共部门也普遍使用这种措施。自1990年代开始,崇尚私营化政策的马哈迪政府,就极力推动公共服务领域的私营化及外包措施,将原本由政府聘用的固定工人变成由私人承包商雇用的合约工。

此做法美其名是提高效率及扶持本地土著企业,实际上是逃避保障工人福利的责任,并且制造让工人愈来愈穷困的“就业机会”。没错,少部分的土著企业家从中得益,但是更多且大部分是土著的工人却愈来愈贫困。

学校、医院等政府部门的保安、清洁等工作,都外包给私人承包商,让承包商雇用低薪工人去提供服务。在合约工制度下受雇的工人,无法享有就业保障,因为他们在两三年的合约终止后无法保证可以获得续聘。他们也无法获得年度加薪、医疗津贴、退休金等基本福利。若遇上无良的承包商,更会经常对欠薪、雇主扣除公积金却没有上缴给公积金机构等种种问题。

临时工或合约工制度只适用于临时性的工作。可是,保安、清洁、园艺、洗衣等,是确保学校、医院等政府部门时时刻刻正常运作的固定工作,不是临时性工作,所以政府根本就不应该用聘请临时工的合约方式去聘用从事这些工作的工人。合约工制度是导致很多低薪工人一直无法摆脱贫困的问题根源。

近年也开始愈来愈流行“优步”召车服务之类的新科技行业,据称是“分享型经济”,但实际上却是合约工制度披上新科技光鲜包装的变种。开发这些应用程式的公司分享到丰厚利润,在其底下工作的服务提供者则“分享”到当中的就业无保障。

工时:无休止的剥削

国际五一劳动节的起源,跟争取缩短工作时间的运动息息相关。争取“每天八小时工作制”或“每周工作四十小时”,是19世纪工业革命时代劳动者的重大诉求。

英国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罗伯特欧文早在1810年就提出缩短工时的主张,并在他的新拉纳克纺织厂实行缩短工时制度。欧文于1817年进一步倡议“八小时劳动、八小时娱乐、八小时休息”, 成为工人运动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口号。

1886年5月1日,美国芝加哥爆发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大罢工,但遭到镇压,上演“干草市场屠杀”事件。由工人政党组成的第二国际,于1889年在巴黎举行的成立大会上,为纪念1886年芝加哥干草市场事件通过《五一节议案》,将每年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号召世界各国工人阶级于这天放下工作走上街头争取工人权益。

最早争取到八小时工作制的地方是澳洲墨尔本:1856年4月21日,墨尔本的石匠和建筑工人进行罢工及集会活动,最后成功争取落实每天工作八小时的诉求。第一个全面实行八小时工作制的国家是苏维埃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后的四天内,革命的苏维埃(工人议会)政府颁布法令落实八小时工作制。

国际劳工组织于1919年成立后制定的第一项公约,就是《1919年工作时间(工业)公约》,将工业领域的工时限制在每天八小时及每周48小时。该公约于1921年正式生效。不过,马来西亚至今仍然不曾签署这份公约。

尽管百年前的工人运动争取到八小时工作制,但是这项成果仍不断被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本主义体制所腐蚀。当科技愈来愈进步,工业生产日益自动化,意味着社会的生产力日益增加,但是这对工人来说却是噩耗。机械人取代工人进行生产,非但没有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反而导致工人失业,生活条件愈来愈糟。
更吊诡的是,当社会上愈来愈多劳动者失业的同时,却仍有很多工人被迫忍受长时间、低工资的工作。这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体现。

既然先进科技已可取代人力去进行生产,也就意味着工人的平均生产力其实已提升,因而一个工人所需工作的时间应该变得更短,也就是可在工资没有减少的情况下每天工作少过八小时。一个工人的工时减少,也意味着可以增加就业机会。工人也可因工时减少而有更多属于自己的时间去做自己喜好的事情、自我提升并改善生活素质。

况且,工作时间长,并不等于工作效率高。反而是愈长时间工作,就愈消耗体力与精神,加上无法在短时间内的休息中恢复过来,导致工作效率低落。

北欧国家瑞典于近年进行六小时工作制的实验,所得结果是员工工作效率提升,而且人手流失也减少了。在哥德堡的丰田汽车维修中心,早在2003年就实行六小时工作制,实行这项措施让该公司员工对工作更加满意,离职的员工也大幅度减少,而且公司的利润还有所增长。

但是,在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下,缩短工时对资本积累来说并无法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反倒是继续允许长时间工作,致使工作机会不够,那么有庞大的失业人口充作“产业后备军”,能让资本家继续压低工人的工资,因为只要无法忍受领取低薪从事长时间工作的工人有所反抗,就可以轻易找到“后备军”来替代。

在我国马来西亚,很多工人无法在正常八小时内获得足够薪资养活自己和家人,因而被迫加班。有者连周休日也要工作。如果你去问我国任何一间学校的保安人员,他们当中有谁不是每天值班12小时,或者是有谁每周都得到一天休息的,如果真的找到这么一个人,那就真的是跟买彩票中头奖的机率那么“高”。

我国政府于1980年在《劳工法令》下制定的《加班时限工作条例》,将加班时限从每月32小时增加到每月64小时。到了1991年,要把马来西亚变成先进国的马哈迪政府,进一步修改这项条例,将加班时间顶限增加到每月104小时,也就是每天可加班达4小时。从八小时工作制到变相每天工作12小时,这到底是迈向先进国还是社会大倒退?

工资:跟不上生活开支涨幅

经过劳工团体多年的争取,政府最终于2013年正式落实最低薪金制。不过,政府最初落实最低薪金制时,将最低薪金水平设为半岛每月900令吉,东马每月800令吉。经过三年半后,政府才于2016年7月将最低薪金水平提高到半岛每月1000令吉,东马每月920令吉。

这最低薪金的水平对于打工族来说可谓非常低,让他们继续面对承受沉重生活压力的负担。所以也难怪很多人会加班。工人加班并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加班,而是他们在基薪并不足以维持日常开支。再加上因政府取消津贴而导致油价上涨、物价上涨,还有实行劫贫济富的消费税,让饱受生活压力折腾的工人雪上加霜。

大马政府为了保持“竞争力”及吸引外资,一直都执行着低工资的政策。尽管大马失业率偏低,但是大马劳动力的“产业后备军”,是散布在经济状况比我国落后周边国家,且数目相当庞大。大量被引进的移工,由于没有完善劳工政策及法律保障,轻易地被资方压榨及剥削。若有本地工人不满工作条件,雇主可有众多更容易被剥削的移工去顶替本地工人的岗位,导致工人议价能力大大受影响,进而让低工资的情况延续下去。

由于大马的经济一直依赖出口导向的产业,以致厂商和政府不曾考虑大马的内需市场。大马人口3200万,比澳洲的2400万还要多,但是为何大马无法成为比澳洲更大的市场?说穿了,就是大马大多数人民的收入偏低,尤其是打工族。薪资水平的低落,导致人民的购买力不足,自然内需市场就小。

马来西亚雇主联合会、马来西亚制造商联合会等资本家俱乐部,从反对最低薪金制,再到最近反对为失业工人提供的就业保险计划,总是嚷着说这些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措施会增加营业成本云云,实际上它们不仅不曾体恤工人的处境,也没有将大马视为规模可观的市场。难道大马的工人会比在澳洲或其他发达国家的工人更低贱吗?

工会:不断被打压

今年的3月,“马来西亚半岛政府医院私人支援服务清洁工人联合会”的执行秘书莎拉丝前往霹雳州安顺医院,给在该医院工作的清洁工分发传单,鼓励他们参加工会。但是,沙拉丝在给工人讲解参加工会情况后准备离开时,被清洁工承包公司的管理层人员拦截。

该公司过后还召见其雇用的所有清洁工,向他们展示莎拉丝的照片,并警告他们说“不要听信这个女人说的任何东西”,不准接受任何传单。承包公司领导层还恐吓工人,若得知有任何工人参加工会,将会向所有人采取行动。这宗事件是我国工人组织工会之困境的写照。

大马激进的工会运动在1940年代就遭到英殖民政府的残酷镇压,并由支持当权者和亲资方的黄色工会取而代之。1950-1960年代仍可见到工会组织规模不小的罢工抗争,如1962年的铁路大罢工(共9000人参加为期22天的罢工抗争)、1967年阿沙汉工潮等。过去,曾有不少工会积极分子在紧急法令及《内安法令》下被扣押。不过,自马哈迪执政到现在,大马的工会已经变得几乎没有什么真正力量。

《1959年职工会法令》对工人组织工会设下了重重限制,并且经过多次修订,而每次修改都变得更不利于工会组织,最糟糕的是马哈迪执政时期的修订。

工会是争取并捍卫工人权益的群众组织。工会可通过群众行动(如罢工)去争取实现工人的诉求。工会也是在跟雇主谈判劳资协议的代表。工会在工人争取加薪、缩短工时、改善工作条件及其他基本福利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工会的力量是来自工人能否民主地参与在其组织内。

欧洲国家的福利国制度,是因为当年工会运动的强大才迫使资本家阶级作出让步的成果。当工会力量削弱时,政府在勾结资本财团落实反工人的政策上就变得毫无忌惮。

大马工人面对的其中一个重大问题就是,没有强大的工会运动作为工人抗争的后盾。再加上近年来工作变得愈来愈无保障(如合约工制度的横行),组织工会变得更加困难。无论如何,就算无法成立合法的工会,工人组织仍然是至关重要,否则工人的权益将持续被腐蚀。

为权益和尊严而抗争

今天我们所享有的劳工权益,哪怕只是一丁点,都是过去工人抗争的成果。如果工人的抗争稍有松懈,这些成果就会被资本建制所侵蚀。劳动者跟资本的对立和抗争,是资本主义经济下不可避免的矛盾。

在全球不断笼罩在资本主义危机下,社会底层的劳动者总是成为危机的最直接受害者,尽管造成危机的是剥削他们的或甚至是不事生产就坐享利润的寄生虫阶级。劳动者要摆脱这困境只有组织起来,通过持之以恒的政治教育、阶级觉悟及社会动员,用集体的力量去捍卫劳动者阶级的尊严和集体利益。

 


朱进佳,曾因反对内安法令而被停学,也担任过人民之声协调员。目前为社会主义党副秘书长。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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