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教育课题总会轻易地挑起大马人的敏感神经线。
多年来，家长基于众多原因不再信任国立学校，转而把孩子送到母语学校或私立学校。
本文无意主张废除母语或私立学校，毕竟每个家长都有权决定自己孩子应该到哪里接受教育。
不过，有必要思考改进国立学校，以使它们再度成为家长所中意的选择。
教育体系的败坏不但影响后代的前途，也有损国家的未来。即便很难，但国人有必要对话，正视这项极其重要的课题。
教育改革不能只是政治人物的事情，所有人都有一份责任，请在文末的留言栏位，跟我们分享您宝贵的看法。
1980年代，阿妮塔（Anita Mennan）出生园丘地区，当地居民大部分跟她一样都是印裔。
她自小与其他友族一起上学，毕业后投入职场工作，与其他族群的同事沟通互动都不成问题。
但她的17岁女儿阿兹瑞拉（Azriela George）则截然不同，这个孩子从国民型华文小学（SJKC）毕业后，转至私立中学就读，成长过程没有结识任何的马来朋友。
“我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有马来朋友也有华裔朋友，她却没有，这实在令人难过。她没那样的机会，他们要去哪里相遇呢？”
不同因素驱使下，许多大马人放弃到国民小学（SK）就学，阿妮塔就是一例。部分专家担心，学校族群分布的失衡会影响国民融合。
毕竟，2000年国小的土著学生比率为91%，但至2016年，土著学生比率更进一步推高到97%。
这也意味着，7到12岁的土著孩子，也是马来西亚儿童人口的多数，目前正成长于“单一种族的泡泡”之中。
阿兹瑞拉为何离开国小？
虽然教育部无法透露最新的各族注册人数，惟2011年的数据显示，约96%的华裔家长选择把孩子送入国民型华文小学就读。
教育部消息人士透露，华裔进入华小的比率估计高达99%。由于华裔占了大马非土著的显著比例，随着华裔不到国小就读，国小变成以土著学生为主，而显得不够多元。
比方说，马来半岛的土著主要为马来人，半岛的国小里非穆斯林学生算是“极少数”，导致许多非穆斯林父母难以接受。
回到阿妮塔的女儿阿兹瑞拉的案例，虽然她毕业自私立学校，但她刚刚上小学的时候，其实去的是巴生谷的一所国小。
阿妮塔与丈夫两人都是国小毕业的印裔，本来没有多想，就把阿兹瑞拉送入当地的国小。
不过，他们从未想过，自己的女儿会是全级唯一的非穆斯林学生，学校因而难以照顾仅有印裔学生的需求。
譬如，当所有学生上“伊斯兰课”时，阿兹瑞拉无法像其他国小的非穆斯林小孩那样，转而上“道德教育课”，她被迫坐在班上陪听宗教课。
阿妮塔信仰基督教，她形容自己的女儿上伊斯兰宗教课的情况说：“其实学校非常包容，让她坐在班上，她不需要考试或参与课程。但是，我还是感觉非常不舒服。”
莉亚娜（Liyana Osman）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她认为，国小“全马来人”的环境因为缺乏多元，经常沦为保守主义及族群情绪滋长的温床。
她将大女儿送往国小就读，惟女儿却似乎从学校学习到某些令她觉得头痛的看法。
“她会告诉我说，马来人必须跟马来人坐在一起，而华人必须要跟华人一起。”
“她也会说，她不可以上卫理中学（Methodist secondary school），因为她的老师说，那是给基督徒的学校。”
马来亚独立前，许多学校是由基督教传教士所成立，目前这些学校已依照国家教育体系的课纲授课。
莉亚娜认为，大马是个多元的社会，而学校灌输女儿这种想法非常有问题。“我想我应该去废弃她这些想法。”
国小单元与伊斯兰化问题
一名匿名受访的父亲指出，出于担忧国小伊斯兰和族群单一化的问题，他决定把儿子送入华小就读。
虽然他认为国小教育素质可以媲美私立学校，但伊斯兰和族群单一化的问题却最终使他却步。
国民大学民族研究所教授张国祥受访时透露，政府的教育政策研究单位（EPRD）之调查显示，非土著家长不选择国小的5大理由当中，就包含了国小伊斯兰化及同质化的担忧。
张国祥曾担任国家教育顾问理事会（MPPK）成员。
他补充，非土著家长可以接受校方在周会上进行伊斯兰祈祷，甚至可以接受教室墙壁上出现伊斯兰经文，但却不喜欢教学时间用作伊斯兰活动。
“这并不是说，学校的周会不可以祈祷，而是攸关国小如何分配时间。有时候，国小会花半天的时间来庆祝伊斯兰历（Islamic calender）例如先知诞辰等等重要节日，这就用掉了原本教学的时间。”
根据张国祥，华裔家长拒绝把孩子送入国小的原因还包括，他们认为国小水平较低、纪律较差，抑或校园设备较不足。
一名华裔母亲玛莎（Marsha Beh）指出，“我儿子进入华小是为了学习语言和纪律，我们听到（国小）有不少纪律和霸凌事件。当然学习多一个语言无妨。比起像上国小的我只会两种语言，他（儿子）可以掌握三种语言……”
但事情过去并非如此。
《当今大马》委托民调机构Vase.ai所执行的研究显示，越年轻的华裔，就读华小的比率则越高。
这项调查研究于2019年8月初执行，全国共有1049人接受调查。
研究显示，1970至1974年出生的华裔受试者之中，35%在华小接受了教育；至于1990至1994年出生的华裔受试者之中，则有高达80%在华小接受教育。
此外，随着中国崛起，华语地位也相应提高。
就读国小的茹丽莲，因为自己无法以中文会话、阅读或书写，而在工作面对许多不便。
“我那时差点和（来自台湾的）客户吵架。我和上司使用直接翻译（软件），把英文翻译去中文。我们也很难打入中国市场。”
“所以，经过与（华文教育的）丈夫斟酌和比较后，我最终同意把唯一的孩子送去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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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亚娜的二女儿扎拉（Zara）之所以决定入读华小，语言学习是考量原因之一。全国目前约有9万4000名非华裔就读华小，占华小学生的18%，而扎拉就是其中一例。
国民型华小除了提供学习华语的机会，莉亚娜也希望女儿能在华小学到勤奋与纪律精神。女儿的老师给她大量的功课，而莉亚娜认为这能够让孩子学习如何承受压力。
最重要的是，莉亚娜认为，女儿需要体验弱势少数的感受。
“我希望她能够体会，东西不会伸手就来的那种感受。”
教育制度的历史进程
母语学校，乃是英殖民政府的放任主义教育政策所留下的历史产物，当时的殖民政府允许淡米尔、华语、马来语及英语的各语言社群，发展各自的教育体系。
但到了1982年，经过多项政策的推动落实，所有政府资助的中学都采用了马来媒介语，而教学内容也采用国家所制定的课纲。
政府规定国立中学的语言使用及课程纲要，并同化了华文源流的中学，有意打造混合的教育体制。
在这样的体制里，学童在小学阶段学习母语，并在中学阶段整并到统一的教育体系之中。
表面上看来，这样的目标确实达成了。根据2011年发布的《2013-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大蓝图》, 国中（SMK）的土著学生比率为72%。
相对国小同年的94%土著比率，国中显然远比国小更为多元。
中学“你来我走”现象
数据光芒研究中心（Dataluminescence Research）社会心理学研究者阿南缇（Ananthi Al Ramiah）指出，人的身份认同建立通常发生于13至18岁之间，因此非土著在中学阶段进入国立教育体系，有助国民之间的互动。
阿南缇毕业于牛津大学，研究专长是跨族群及跨宗教关系。她认为，若仔细观察注册入学的数据，即可以发现一个堪忧的现象。
数据显示，非土著学生进入混合的教育体系，跟不同族群接触和学习之际；部分的土著学生却离开国民中学体系，去了其他单一种族及单一宗教的学习空间。
比方说，寄宿学校、国立宗教中学（SMK Agama）、州立宗教中学（SMAN）、玛拉理科初级学院、政府资助宗教学校（GARS）、 人民宗教中学（SMAR）或其他私立宗教学校。
2018年，全国共有11%的中学生（24万9671人）进入这些相对单元的学校，这11%几乎全是马来人、土著或穆斯林。
此外，这些宗教学校可能极为保守，尤其政府资助宗教学校、人民宗教中学及其他私立宗教学校，在课程内容上拥有相当大的自主权。
阿南缇声称，“据我们所知，国民学校里教导的伊斯兰宗教课，并不强调各社群的互动交流。”
“反之，他们强调的是‘他者化’ 、害怕污染、害怕价值贬损，同时强调远离他者。”
“所以，若这出现在多元文化脉络下的国家教育体制，我会问这（些宗教学校）又会如何？”
不过，47岁的罗斯里（Rosly Ahmad）或许有不同的看法。
罗斯里和妻子依照孩子的兴趣和能力，为他们选择不同源流的学校。罗斯里并不认为其长子会比其他人保守。
“所以，若这出现在多元文化脉络下的国家教育体制，我会问这（些宗教学校）又会如何？”
他说，苏克里目前在澳洲工作，良好融入当地不同背景的圈子；相对于进入更为主流教育体系的弟妹，长子的朋友圈更为多元。
国内穆斯林更为排他
阿南缇对纯穆斯林学校的担忧，并非毫无缘由。跟她2017年所参与的一项研究有关，其结果显示，穆斯林比较抗拒其他宗教群体。
此研究要求受试者以分数来表达对不同宗教公民的偏好程度，0代表最不喜欢，100则表示最喜欢。穆斯林受试者对于穆斯林的喜好程度极高，而对于其他人却较低。
与此同时，穆斯林受试者给兴都徒、佛教徒及基督徒的评分，远远低于兴都徒及佛教徒对马来穆斯林的喜好程度。
毫无意外地，同一项研究中，马来受试者对华印裔的评价，也远低于华印裔对马来人的评价。
这或许解释了非巫裔学童在国民中学所遭遇的问题。虽然国民中学的学生族群比例较为多元，惟教职员工仍旧是以马来人为主。
逃离种族主义
文章一开始所提的基督徒母亲阿妮塔，并未放弃国立教育体系，在女儿阿兹瑞拉小学时期就教导她国文，希望她进入以国文为媒介语的国中后，能够适应新环境。
不过，阿兹瑞拉完成中一课程后，无法适应由单一种族及宗教所主导的国中环境。
阿妮塔举例，校方决定前三个班级的学生，必须强制学习阿拉伯文。
她认为，这等同不经意地区隔了不同的族群，因为非马来家庭不会让孩子学习阿拉伯文，而这些班级最后就只有马来人。
她补充，当家长要求开办华文课时，学校则以找不到华文老师推搪。
“老师为什么说印度人很臭和爱喝酒？”
然而，真正令阿妮塔难以接受的是，校方总是安排她那身材娇小的女儿坐在课室最后面，而有些老师甚至说了种族歧视的话。
“我记得，她有天问我说：‘老师为什么说印度人很臭和爱喝酒’？”
他们认为，印度人是比较低级的公民，所以就自动这样标签她。似乎在告诉她 ‘你做得不好，是因为你本来就注定不好’。”
听听阿妮塔讲述女儿在国中的种族歧视遭遇。
不仅如此，阿妮塔也发现女儿的老师经常翘班，或进班睡觉，她检查女儿的课本及作业时，发现老师根本没有批改作业。
“我曾找老师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会推说必须先跟老师预约，或者说老师不在。”
“我被迫多次在工作日请假访校。一阵子之后，我发现这实在没办法，我就没有继续了。”
后来，阿妮塔夫妇终于决定放下对国立学校的期待，转而把阿兹瑞拉送去私立学校。阿兹瑞拉的妹妹今年11岁，他们也已决定让她毕业后到私立学校就读。
“我希望我的孩子拥有各族朋友，但是当老师不断地故意针对她，批评她很差，那她未来的生命会如何呢？那将会变成我无法逆转的东西。”
无论如何，全国教师专业职工会秘书长陈发福受访时指出，教师经常翘班和种族歧视的指控不实。
他认为，上述现象都只是“少数案例”，若学生有如此遭遇，可以向县教育局或教育部举报。
私立学校的崛起
随着私立学校的学费逐渐廉宜，大马不少中产阶级也开始把孩子送到私立中学体系就学。
目前大约只有4%学生进入私立中学，仍属于特例，但它日益受落的情况下，值得给予关注。
2008年，选择进入私立学术学校（private academic secondary schools）共有1万3658人，十年后，人数则飙涨了五倍，达到8万7326人。
此数据包含了私立小学，但不包括国际学校的学生。这十年间，国际学校的注册人数估计翻了四倍。
同时，国立中学的注册人数则在同期10年间下降了12%，或减少30万人，至2018年的200万人。
阿南缇认为，私立学校的发展不仅引发社会阶层的分化，也加剧国立学校素质的下跌。
她认为，教育程度较高、敢怒敢言及关注孩子教育的家长若都选择私校，则国立学校就少了提升学校素质的动力。
转换衔接困难
其实，即便各族学生汇入国民中学（SMK），各族的互动也不必然自动发生。
法兹蓝（Muhamad Fazlan Shah Sulaiman）与他的姐妹三人，大约在2000年左右进入国民型华小，随后进入国民中学（SMK）。
小学时期，住在雪州万挠的他们三人每天早上清晨5点半起床，以便准时在7点抵达学校上课，放学后补习到下午4点，然后再前往宗教学校（SA）上课。
这些宗教学校是由州政府所资助，通常从下午2点半营运到5点半，许多马来穆斯林国小学生，放学后都会到这些学校上宗教课。
法兹蓝13岁的时候进入了国民中学，中学一年级的的时候，他发现自己非常孤独，开学第一个月就瘦了不少。
“我就坐在那里，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吃饭。我不知道如何踢足球，因为我们在华小的体育课没有真正上体育，体育课都换成数学课了。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去跟这些马来男生做朋友。”
直到一整个学期过去了，有天几个马来男生开始跟他聊天，他才终于有了新朋友。虽然阿兹蓝一直到长大以后都能说流利的华语，且中学是个多元族群的环境，他直到中五身边的朋友却多数都是马来人。
“好像就是那样，马来男生就跟马来男生混在一起。”
语言隔阂
从华小转入国中，法兹蓝没有马来教学媒介语的问题，但依然有不适应问题，这再再凸显非马来学生转入国中所将面对的巨大障碍。
张国祥指出，国民型学校的学生虽然可以考好国文科，但不大能用国语来交谈。
“这些学生确实学习国文，但只是将它视为考取好成绩的工具，到了中学，学好国文也是为了拿到SPM文凭。”
叶兴隆是国民型华文中学（SMJK）毕业生，他认为，学校虽然以国文作为教学媒介语，学生却缺乏学习讲国语的机会。
国民型华文中学是1960年代接受改制的华文中学，而叶兴隆就读位于马六甲的这所中学，华裔学生的比例高达95%。
他续说，国民型华文中学里的马来学生通常是华小毕业生，学生之间大部分时间仍以华语沟通。
“我在学校里没什么马来或印裔朋友，我唯一可以练习说国文的对象就是我的国文老师。”
叶兴隆在18岁转入以马来学生为主的国民中学（SMK）就读中六，才踏入了截然不同的世界。
“因为转校花了些时间，我比较晚入学报到，当时班上位子都已排好，只剩一个马来同学隔壁的位子。”
“我刚开始尝试跟他们说话时，我必须要一字一字地用马来语造句，才能开启对话。”
除了在语言沟通上需要补强自己的国文，叶兴隆在中六那年也开始学习如何与各族群共处及互动。
“那个时候我们才有很多机会互动，我可以问马来朋友许多有关他们的宗教及生活方面的问题。”
“有的问题其实很蠢，比如说，我会问他们 ‘你们斋戒的时候，可以吞口水吗？’”
斋戒月确实是不同群体相互学习的时刻，叶兴隆也曾问过马来同学，自己可不可以在他们面前吃东西。
即使没有官方的硬性规范，各族群学生在这样的互动环境之中，在同个空间下共处并探索彼此的界限。他的马来朋友中，不曾有人告诉他，斋戒月期间不准在他们面前饮食。
“这些经历改变了我的思维，我看到贫穷马来人面对着跟我们一样的问题。这对我真的影响至深。”
“我有次在端午节期间，在课室里吃我的猪肉粽子。我先问了身边的朋友，他们也都说没问题。”
进入国立大学深造，叶兴隆身边的马来同学更多了，也有了更多与马来社群认识和互动的机会。
不仅如此，他在大学时期透过学生运动，接触了更多不同阶层的马来社群，理解边缘社群的社会处境。
“这些经历改变了我的思维，我看到贫穷马来人面对着跟我们一样的问题。这对我真的影响至深。”
族群疏离
至于30岁的朱健鸿，他拥有非常不同的成长及学习生涯，他自小学开始就读位于吉隆坡的一所华小，而一路在华文教育体系中成长。
小学毕业后，他的母亲因希望孩子能够学习独立生活，所以决定将他送到离家较远的巴生，就读拥有宿舍的华文独立中学，朱健鸿就在这个单一种族的泡泡之中完成中学。
朱健鸿在大学毕业后，回到独中体系之中担任老师。当问及他与马来朋友的互动经验时，他坦言自己其实没有马来朋友。
“有时，我也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在马来西亚，我有自己的小社群。不过，这并不是我选择要这样。”
他续说，语言的隔阂让他难以和其他族群深入对话，因而难以连结及建立深厚的友谊关系。
朱健鸿在中学时期，因为遇上教学认真的马来文老师，他的马来文学习进步许多。尽管如此，虽然他在马来文读写方面还算不错，但却坦言自己无法很流畅地说马来话。
“我很少有机会接触各种不同的语言，我也没机会跟其他种族的朋友学习。
我会因为无法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没有信心跟其他族群说话。”
课外活动能否搭起互动桥梁？
朱健鸿意识到自己局限，希望能够为学生创造更多机会，跨出自己的种族泡泡。
他在社会科学课上其中一项作业，即是让学生找资料认识其他族群的生活方式。同时，学校也透过播放讲述族群关系的电影《斗争》（Gadoh）。这部片子的故事，围绕校园的青年族群互动和摩擦。
朱健鸿补充，学生在观赏马来电影时，却仍要求他播放中文字幕。
为了推动独中生的跨族群交流，董总底下的多元族群与文化发展专案小组举办了系列活动。朱健鸿所提及的独中人权电影赏析活动，正是其中一项活动。
除了电影放映，董总也曾与宗教学校联合举办 “走访老吉隆坡”半日寻宝活动，让逾百名来自独中和私立伊斯兰学校的学生共同合作，以完成指定的任务。
叶兴隆正是董总多元族群与文化发展专案小组成员之一，他受访时说：“活动的最后，我们发现这些孩子开始互相交换Instagram和面子书账号，保持联络。”
不久之后，董总也拟举办“亲善生活营”（Muhibbah Camp），让各种族的学子相互学习彼此的文化，以弥补种族单元化校园环境无法提供的族群互动经验。
教育部自1986年开始推动 “学生交融团结计划”（Rancangan Integrasi Murid Untuk Perpaduan, RIMUP），以类似的课外活动，促进不同源流学校及不同族群的学生互动。
然而，由于每所学校每年只有1500令吉的拨款，这些课外活动只能间歇地举办，至于活动成效则仍待观察。
“活动的最后，我们发现这些孩子开始互相交换Instagram和面子书账号，保持联络。”
毕竟，即使政府拨出充裕资金所推行类似计划，如国民服务计划，在促进族群互动上也只得有限的效用。
过去，国民服役计划召集18岁的青少年，参与长达3个月的培训，惟此计划已在希盟上台后废止。
阿南缇曾经参与大马青年跨族群关系研究，观察国民服务计划的成效。
这项研究要求受试者，描述自己在参与国民服役之前与之后，对其他种族的看法；并同时以另一组学院学生作为对照组，研究国民服役的效用。
国民服务计划每年耗资4亿令吉。阿南缇与她的研究伙伴米尔斯（Miles Hewstone）发现，虽然参与者完成国民服役后，对他族的观感有所改善，但其程度与未参与国民服役的学院生相比，却没有显著的差别。
马来西亚人学校的争议
张国祥认为，即便族群互动议题非常复杂，但其实解决方法可以非常简单。
他认为，解决方案就是彻底废止多源流教育，落实统一源流教育，把所有背景的孩子放一起，共同学习与成长。
然而，民众却难以接受这种方案。
政府自1980年代开始就尝试推行多项实验计划，以解决多源流教育所产生的互动问题，惟招来董总及教总等华教组织的剧烈反弹。
反弹部分原因在于担忧这些实验计划是进一步同化华小的企图，并以拉萨报告作为最终目标，让国语成为所有学校的教学媒介语。
最为人皆知的是1980年政府推行“综合学校计划”（Program Sekolah Integrasi）以及2000年代推动的“宏愿学校计划”（Program Sekolah Wawasan)，拟让特定的国民型小学与国民小学学生一起参与课外活动。
宏愿学校则更进一步，希望将参与计划的国民型小学及国民小学使用同个校园，因此学生可以共用食堂及操场，惟教学及校务行政则仍旧分开。
此计划下的宏愿学校至今仍旧存在，惟2017年以吉打州一所宏愿学校为例的研究显示，这种模式促进族群互动的效果有限。
参与这项研究调查者，包括60名马来学生和29名淡小学生。
研究显示，来自国小的所有马来学生，下课时间仍旧只是跟马来学生互动，而淡米尔小学只有7%印裔学生则说他们与不同族群交流。
研究者苏雷斯（Suresh Kumar N Vellymalay ）及布瓦妮丝瓦利（ Puvaneswary Murugaiah）认为，这是因为不同族群的孩子都有各自熟悉的语言、文化及信仰，而宏愿小学提供的互动机会仍然有限，不足突破族群内部既有的连结。
“虽然他们共用校园的设施，也一起参与学校里的活动，但是他们建立友谊及互动的机会有限，因为各校仍旧维持的行政系统及课程。”
张国祥认为，若要促成有意义的统一源流教育讨论，论述必须有所转换，即不让任何族群吃亏。
他主张政府设立新的国立学校，尽收国立学校、母语学校及伊斯兰学校的优点，进而使它成为所有家长在送孩子就学时的首选。
张国祥理想中的学校，是从早上7点上课至下午3点，这些时数再分为学术科目、族群教育（包含母语及历史教育）及宗教教育。
“我相信，当你告诉人们这个计划时，至少人们会开始愿意讨论统一源流教育。”
现阶段，针对单源流教育是否是国家正途的问题，社会正反意见参半。
《当今大马》委托民调机构Vase.ai 推行的研究显示，半数的人赞成将所有政府资助学校包括宗教学校整合在一起，另有将近半数的人反对。
“马来西亚的多元是一个资产，而不是负债……如果政治人物的观点是狭隘的，那么就看不到这个观点。”
赞成多元流教育者支持的主要理由是相信这能促进团结，而反对者的反对理由，主要为担忧种族歧视问题，以及失去自身的语言及文化历史教育。
对于董总中委罗志昌，他无法苟同“语言是国民团结的隔阂”的说法，更强调多源流教育不是国民团结的绊脚石。
“这是一种偏见。华教体系里一直都倡导爱国意识。像我这样念华小独中又留台，整个很华教体系的学生，可是我在台湾念书时，831国庆时还会升起马来西亚国旗和办国庆之夜。”
他认为，各族之间生活相处其实毫无问题，只要国家和政府鼓励各族之间更多的交往，以正面的态度回应社会矛盾，融洽的关系就能自然而然地产生。
“马来西亚的多元是一个资产，而不是负债……如果政治人物的观点是狭隘的，那么就看不到这个观点。”
区隔反成较容易的方案？
社会心理学家阿南缇赞同，多元文化是一种资产，若废除母语教育学校对国家是一大损失。
但她也相信张国祥的统一源流学校倡议有其价值，这样孩子成长的大部分时间，都会跟他族生活在一起。
惟阿南缇同时强调，唯有课纲提供少数族群适当的语言及文化空间，并视之为校园重要的语言及文化，那么统一源流学校计划才行得通。
她补充，若在年轻岁月没有机会与其他族群建立深厚友谊，大马人就会丧失共同生活的能力。
她曾在研究时访问一家跨国大公司的多名雇员，以了解不同种族的同事的互动情况。
此研究的范围包括共有冰箱等日常小事、不同种族的群组里应用什么语言、他们可不可以一起吃午餐等等。
“各方如何保持尊重并探索彼此差异，并理解差异而不是将之视为一种问题，这方面还真是有不少的挑战。"
举例来说，马来同事的清真要求下，华裔员工无法在工作场所吃猪肉食品，进而有所怨言；马来员工则担心，公司里共用的碗碟及洗碗的海绵，曾接触到非清真的食物。
此外，马来员工也会投诉华裔同事，在他们在场之时仍以华语沟通，而不是使用大家所共通的英语或马来语。
“即便是我们这些高教育程度的员工之间，各方如何保持尊重并探索彼此差异，并理解差异而不是将之视为一种问题，这方面还真是有不少的挑战。”
阿南缇认为，由于许多人小时候缺乏机会与他族一起探寻温和的共存方式， 他们长大之后也认为彼此区隔是较容易的方案。
“所以，你去吃你的午餐，我去吃我的。”
多元信仰教育
当孩子越来越少机会直接与他族接触及学习，有者也建议开设“多元信仰教育”科目，在课程中教导孩子认识不同宗教。
阿南缇指出，研究发现大马的穆斯林的宗教认同比其他宗教信仰者高出许多。对单元种族的伊斯兰学校中的孩子而言，他认为这样的多元信仰课程更是重要。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那些对宗教认同强烈的人，对于其他不同宗教者的态度较差。他们对其他人抱持更冷淡和负面的看法。”
“不过，倘若人们理解其他宗教，这样的效应就得以缓冲，或显著地降低。”
“当我们的社会变得越来越宗教化之际，若我们认识其他群体的基本信仰、明白他们行为背后的原因、理解不同信仰相似之处，即我们的祈祷灵修的目的都是为善，这些都非常重要的。”
仅剩桥梁或也将消失
不过，即便立法者都同意这样的政策，具体推行的过程仍旧充满政治忧患，不太可能在阿妮塔那11岁的孩子完成中学教育前落实。
马来西亚多元族群和多元宗教的融合，教育只不过是繁杂拼图中的一小块。
举个例子，将所有学校融为统一源流体制，无法解决新经济政策因为偏袒土著所带来的族群撕裂。
经济学家佐摩（Jomo Kwame Sundaram）曾在一份研究经济政策如何影响国民团结的报告中指出，虽然新经济政策旨在解决种族经济鸿沟，但它却也导致许多人感觉受损而积怨，进而引发移民、资本外逃（capital flight）及种族动员（ethnic mobilisation）等现象。
如此政策也引发职业的种族分流。2017年，81%公务员为土著，而大部分非土著则在私人界工作。
以目前的发展趋势，阿妮塔相信，她的女儿未来很可能会在私人界就业，继续疏离于马来穆斯林社群。
不过，这样的“桥梁”或许也将在下一个世代完全消失。
“我的孙子那一辈的情况可能完全不同。”
“我们成长的过程中，人们彼此尊重且任何人都可以到别人家拜访，而如今人们却不认识彼此的文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