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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不见的吉隆坡:视障者在十五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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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特写】深入挖掘你不得不知的事

坐落在吉隆坡市中心的十五碑(Brickfields)是本地着名的印度社区,但也聚集了来自马来西亚各地的视障者。走在十五碑的道路上,常会见到以拐杖探路的视障者,或是独自一人,或是结伴而行,熟练地穿梭。根据马来西亚社会福利局的统计,全马已注册的视障者约有3万4590名,其中大约有1500名都生活在十五碑社区。

马来西亚盲人协会(Malaysian Association for the Blind)与盲人技术学院都位于十五碑,该协会以“盲并非一切的终结”为理念,在盲人学院进行辅导教育丶定向学习丶学习日常生活的自理丶沟通与社交技巧等等,让视障者学习自力更生。

视障者协会服务部经理杰克林(Jacqueline)医生说:“学院开设按摩课程丶电脑课程丶办公室管理课程与音乐课程等,从学院毕业后,他们可选择当办公室助理丶文员丶电脑维修员丶接线员等,而按摩师是最普遍的职业。十五碑有许多家按摩院,如果学生选择当按摩师,100%会找到工作。”

每一年,盲人学院约有100至120名学员毕业,来自马来西亚各地的视障者到此学习,毕业后在十五碑安定下来。杰克林说,毕业后,不少学生会选择在十五碑社区工作,因为公共交通系统都集中在此。“十五碑处于城市中心的交通枢纽,交通便利,他们可以选择搭地铁丶LRT丶单轨火车丶公共巴士,去哪里都方便。”

除了主办各种学习与技术课程,视障者协会也举办各种休闲活动,让视障者闲暇时也不寂寞。

视障按摩师生活圈

“很多人都说我们这些盲人,其实是‘忙’人的忙”,我们拜访的视障按摩院老板娘大笑着说。

大家都称呼她为老师,因为她曾在学院教导按摩长达20多年。在按摩院和老师见面时,她总是正准备去参加各种活动,每天行程都已排满——星期一早上打乒乓,星期二早上学瑜伽丶晚上练习合唱,星期三晚上练习大笑瑜伽,星期四学习Salsa舞蹈,星期五又要练习嘻哈舞蹈和合唱。周末,老师还会被邀请参与音乐会丶慈善晚宴等。

她回忆,过去生活太忙碌,直到丈夫突然逝世,才敲响了警钟。“以前我从早做到晚,早上在盲人学院教课,下课后的按摩预约已经排到晚上。那时候生意很好,每天有不间断的预约,只能很匆忙地上厕所和吃饭。”

“我丈夫过世后,我就想,真的要这么忙碌地过生活吗?赚了很多钱我可能都没机会用。所以我也时常约小伟等人参与活动,多多见识外面的世界。”

26岁的小伟曾在学院向老师学按摩,现在是老师的乾儿子兼员工。小伟内向,较少参与群体活动。有一次大夥约好到赛城湖公园划船,才终于成功约到他。每条皮艇上都有视障者与“明眼人”互相搭档,一人在前丶一人在后,合力划船。小伟像个快乐的小孩,奋力划船,摸索如何使力让皮艇划得更快。

如何“成为”盲人

“我是一直到了最近才真正接受我是盲的”,小伟说。

自小,小伟被医生诊断眼神经受损,属于B2型的视障者——即严重弱视(B1为全盲,B3为轻微弱视)。之后,他父母被告知手术治疗成功率低。然而,弱视的小伟却像其他小孩一样,7岁开始上学丶读书丶写字。他努力地表现得像个看得清的小孩,好像“盲”只是医生的误会,“看不清”所带来的学习障碍只是他不够努力而已。

小伟比同学更努力地读书,花更长时间完成作业。其他一年级学生用一小时来完成的作业,他用一整个晚上来完成。弱视的他必须把眼睛紧贴书本,逐个字逐个字看,逐个字逐个字写。

经过数年在普通学校尝试当“正常学生”的努力后,父母终于承认这条路行不通,只好将小伟送去特殊学校。然而,特殊学校并非为视障孩子而设,收纳的是所有在“正常小学”待不下去的学生,包括自闭儿丶过动儿等有学习障碍的孩童。然而,同一个班上有不同情况和需要的学生,怎么一起上课呢?小伟说:“我们不上课,老师也没教课,每天去学校也只是发呆。”

来自南马小镇的小伟,自小受妈妈照顾,寸步不离,生活起居都必须依赖妈妈。“从小到大,妈妈走到哪就要把我带到哪,工作时也要带着我,所以她也很辛苦丶很累。”

18岁那年,小伟的亲戚听闻吉隆坡十五碑有一间为视障者而开的技术学校,于是建议小伟到吉隆坡求学,学一门手艺,以后可养活自己。来了十五碑后,他才渐渐能独立生活,学习“成为”一个视障者,并在社会中求生。“我们的老师会带我们到十五碑四周围行走,学习使用盲人杖,也熟悉十五碑的地理环境。”刚开始的半年,小伟在盲人学院学习基础课程,学会自理日常生活。之后,小伟向按摩老师密集学习如何按摩,毕业后取得按摩师执照,开始工作,也有了稳定的收入。

小伟毕业后也在十五碑租房,在附近的视障者按摩院工作。他说:“我现在可以独立赚钱,每个月还可以给父母家用,身边也有朋友互相照应,我爸妈来吉隆坡看我后也渐渐安心。”

盲人学院的教育,让小伟不再恐惧自己是视障者的事实,也无须再否认自己与别人不同。虽然如此,小伟仍须承受社会异样与歧视的目光。他回忆从前在小镇生活,偏见与路人的目光总是跟随着他,挥之不去。“以前在小地方,大家没有看过盲人,母亲扶着我走过的时候会听到大家议论,可是来到十五碑,这边的人早已习惯盲人的存在,我也过得比较自在。”

来到吉隆坡之后,难道就没有受人冷眼吗?小伟说:“至少在十五碑不会,附近的居民都喜欢视障者,也懂得帮助我们。有时候离开十五碑,有些人还是会有偏见,我曾听见路人说:『这人是假盲!』我真不了解为什么他要这么说我。”

谈到这里,小伟一旁的视障按摩师阿龙忍不住插话:“有些人更莫名其妙,对我们有很多好奇的问题,他们会问我们怎么吃饭?怎么和伴侣做爱?神经病嘛!你们怎么吃饭做爱,我们就怎么吃饭做爱咯。”

视障者的情欲与爱情

阿龙是小伟的同事,也是属于B2型严重弱视,他总是在按摩院里大声说起黄色笑话,努力逗大家笑。阿龙总是调侃小伟,是个不懂得把握机会的呆子。

阿龙说:“小伟每次走在路上都有很多马来少女主动牵他过马路,还团团围着他,她们都觉得他很帅气。”坐在一旁的小伟腼腆地笑,不好意思地用双手捂住脸。阿龙继续调侃小伟:“他都不会把握机会的,每次都很害臊地跑掉。”

阿龙这么调侃小伟,是不是自己就经验老道,有很多恋爱经验呢?他说:“以前我年轻时,走在路上会有很多靓女来扶我过马路,那我当然要把握机会了。这些女生扶我到目的地之后,我就会透漏自己是盲人按摩师,也自然地留个联系方式,方便以后联络。”

“过了几天我会打过去,说:‘好心人,还记得我吗?’,对方会诧异,为什么叫她好心人?‘哎呀,很少看到有人对视盲人那么好啊,所以你当然是好心人!’”

就这样,阿龙顺理成章地约到异性,一次丶两次约会之后,渐渐发展出一段关系。阿龙说自己“喜欢闻起来香丶长头发的漂亮女生。”我好奇,你怎么知道对方是否漂亮?“被靓女扶过马路的时候,会搭她的肩,就知道她是不是长发;过马路的时候也会闻到她是不是有香水味。”

如果不是靓女,而是靓仔扶你过马路呢?阿龙犹豫了一下:“嗯……那当然是靓女比较让人高兴啦”,说完自顾自地大笑。

在视障者眼中,异性的吸引力不只来自五官是否标致,更包括气味丶触觉丶声音等等。有一次阿龙提起峇峇娘惹人,就很激动地说:“我知道娘惹!她们会在脚上佩戴铃铛。”问他怎么知道这点?阿龙说:“她们走路有声音,去到哪里都可以听得到,感觉和其他女生不一样。”

我问,哪里不一样呢?他说:“其他女生走路很安静的话,我无法知道她们是处于哪个位置丶哪个方向,有佩戴铃铛不太一样,我会知道对方走到哪里。”

讲述视障按摩师故事的电影《推拿》里面有一段话:“对于视障者而言,看得见的人是鬼神般的存在。视障者在亮处,而明眼人在暗处……敬鬼神而远之。”似乎就在形容视障者面对明眼人,却无法把握其动机丶位置丶表情的感慨。

看不见的他们,和爱人相遇丶谈情丶说爱的机会更稀少,他们可能像小伟一样,因为无从锻炼而无从表达自己的情感;或是像阿龙,透过寻找各种情欲资源,抓住每一个遇见异性的机会。

如何在城市移动?

小伟平时喜欢四处走走,不管是在十五碑之外,还是离开吉隆坡去旅行。他说,他想看看外面的世界。

“我喜欢独自到新地方探险,我会自己搭巴士去马大医院看病复诊,或者去Times Square和Kotaraya逛街。”

一个人看不见怎么走那么多地方呢?小伟凭着声音丶气味丶触摸丶记忆等,逐渐掌握一个地方的地理环境。小伟与我走在街道上,熟悉地告诉我左边是咖啡店丶往前是银行丶右边是印度人经营的杂货店丶路上有个窟窿或凹凸不平,就连公共交通系统的站名与号码也熟记于心。他轻描淡写地说:“我知道有几辆巴士直达马大医院,我坐过很多次,而且这些地方我去了很多次,已经很熟悉了。”

那天陪小伟到医院复诊,从旁观察他如何独自从十五碑搭公共交通到马大。我们在巴士站等车,他一听见巴士声音,就开始对站在身边的人说:“这辆巴士几号?会去马大医院吗?”小声得像是在自言自语。有时候恰好有人路过听见,就会帮助他;有时候身边没人,或者没人理他,他就必须一次次走到巴士的门前询问:“巴士几号?去马大医院吗?”发现这辆不去,又退回巴士站等待下一辆巴士入站。

我问小伟,他那么爱冒险,去到新地方时怎么找路?小伟解释:“我问路人,请他们指路,告诉我方向。”不过,自己摸索找路也曾让小伟碰过许多钉子。“有一次我去时代广场,想向身边人问路,可是他们却越跑越远,不知道是不是见到盲人杖,所以害怕。”

爱冒险的小伟身上布满伤痕,数着自己的伤口,他一一解释它们的历史:“这是我走路时路上有个大洞,没有察觉,跌下去而受伤;这是走阶梯时踩空跌伤;还有些是因为摩哆车停在盲人砖上,我的盲人杖没碰到,身体就贴上去,脚被排气管烫伤。”

“最糟糕的是有时候走在人行道上,突然碰到一辆车子,很漂亮地停在路中央,我们向左也不是,向右也不能,只好摸着车身慢慢绕过去。”

小伟默默希望十五碑乱停车的现象可以获得关注:“我想告诉那些驾车人士,十五碑是盲人区,希望你们可以驾慢一些,车不要乱停,不然我们行走很不方便。”

一旁的老师也忍不住分享一些趣事,她是B1型全盲,需仰赖他人帮助。“有些路人想要帮忙,但他们会直接拿起我的盲人杖,用盲人杖来拉着我走,我就问他,盲人杖是我的眼睛,你拿走我的手杖我怎么看路?”

“也有朋友曾在巴士站问路人怎么搭乘巴士,有热心路人突然拉着他的手快跑追赶巴士,结果竟然拉着那人去撞柱子!”说完,大家笑成一团,似乎每个视障者都曾经历这些哭笑不得的故事。

这些年,随着科技的发达,视障者在城市移动已有更多便利。视障按摩师的朋友小佩是名接线员,住在孟沙的组屋里,离视障朋友们聚集的十五碑有一定距离。然而,她因为掌握智能手机软体,可以时常往返住家和十五碑。智能手机与召车服务Uber和Grab,让她即使无法开车,也能自由地在城市里移动。

“苹果手机的发明真的改变了视障者的命运,它的有声功能让我们也可以上网。”小佩向我们展示她如何使用苹果智慧手机的有声功能。“我们的手机会说话,会把每个萤幕上的选项念出来,我们用手滑向左或右,就会念出下一个选项。如果我们要选择某个选项,就在它念出之后点击两下,就是选择啦!”

“以前搭德士会担心被骗钱,有些司机会带我们绕远路。”小佩说:“用软体召车比较安全放心,费用也比较便宜,许多车主也能够体谅我们盲人。”小佩也用智慧手机叫车丶为车主评分丶上Youtube看视频丶使用微信或Whatsapp等聊天功能丶听新闻丶听广播剧等等。

虽然残障,但我想独立自主

一天下午,我陪阿龙逛超市。在超市里,阿龙走过一排排的物品, 用手触摸一排排的零食和便当,偶尔拿起其中的一两个,问我:“这是什么呢?好吃吗?”我一一说明,这是黑胡椒汉堡丶这是即食香肠丶这是空气芬芳剂丶这个是印着卡通的儿童读物丶这一个牌子的巧克力挺好吃丶那一个牌子还好。

阿龙不问价钱,有兴趣的都拎着准备到柜台结帐,却会逐一地问商品种类和特徵,有时候不慎打翻一些店内摆卖的货品,有时候拿到眼前有微弱的视力察看。我好奇询问,阿龙平时一个人怎么来超市购物呢?他说:“平时我不来,因为看不到无法选,今天有人陪着才过来逛。”

社会对视障者的排除与排斥,不只来自偏见与误解,而是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他们努力地克服“盲”,社会为“正常人”设计的设施与服务,对他们来说,仍然不友善。

盲人学院的杰克林医生,本身也是一名视障者。她说:“有些学生毕业后当文员,但是许多档案都是纸本,他们看不见,需要科技软体的辅助。”除了苹果手机的“说话”功能,还有许多软体协助视障者阅读,例如OCR(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System)、JAWS(Jobs Access with Speech)或NVDA(NonVisual Desktop Access)。这些软体协助视障者扫描纸张文字丶检测或阅读,他们得益于这些软体,也可以读书了。

“我们必须把软体放在每一页纸张上扫描,偶尔也会有读错的部分,的确很不方便,但我们尽力让自己能够独立。即使不能得到100%的独立,我们也尽力依靠自己做事。”

杰克林说,作为一名视障者,独立自主成了她内心最渴望的一件事:“我想要外出,我想去超市买我想买的东西,我想到架子上选我要的吞拿鱼罐,去买我要的裙子。我要买裙子的时候,我必须知道我的尺寸,我需要知道标签上是写着L还是M。我需要向销售人员要求我的尺寸,但是有多少销售员愿意帮助我们?并不是每人都愿意帮忙。”

杰克林感叹:“当你老了,你也不希望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对于一个视障者来说,成为别人的负担是很沉重的一件事。因此视障者努力自力更生,减少依赖他人,但不幸的是,很多事情靠我们自身无法完成,这是视障者必须接受的事实。但我们有时候见到有些人并不打算协助我们,这会让我们感到沮丧。”

作为一名女性,杰克林也遭遇到比男性视障者更多的困境。她说,有时候走在路上,视障女性更容易被占便宜。

“而且视障者圈子里面有个怪异的现象,那就是男性视障者可以和看得见的女性结婚,但是女性视障者往往没有机会和看得见的男性结婚,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也造成了女性视障者较男性更难以独立自主。

被询及政府对于视障者的协助时,杰克林指出,社会福利局提供残障人士津贴,若工作薪资少于1000令吉,每月可获350令吉援助金。若因残障而不能工作,则每月补助100至200令吉不等。至于年长人士也可获得每月200至300令吉的援助金。这些援助金都需年年申请,获审查通过方能得到。

我国政府也制定条规,帮助视障者与其他障碍者——雇主若聘请视障者或其他障碍者,其薪金税务将获双倍回扣。同时,为障碍者所购买的仪器或工作场所所需的修整将免税,以鼓励雇主聘请障碍者。另外,政府也发放资金于低收入者,鼓励他们创业;政府部门也保留1%的职位予障碍者。

杰克林虽赞赏政府有提供援助,但坦言若和邻国新加坡比较起来,仍有许多待改进的空间。例如十五碑的道路常有坑洞,曾有女孩失足掉进沟渠。她说,看得见的人只要把眼睛蒙起来生活,就立刻可以体验到他们的感受。

“要了解我们,就与我们在一起。”


刘存全,南洋理工大学公共政策与国际事务系毕业生,目前在新加坡媒体任职。

编按:本文原收录在苏颖欣主编《与他者共生》一书,获《亚答屋84号图书馆》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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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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