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他今年37岁，成长于新加坡经济起飞的1980年代。那是已故建国总理李光耀治理下的岛国，从“第三世界”向“第一世界”迈进的经济关键期。同样在1980年代，新加坡华文教育在英语至上的政策下面临困境，由新马华人合力筹建的南洋大学走入历史；而李光耀力倡的“讲华语运动”进一步让各籍贯方言没落，也连带影响整个大马华人社会的语言使用。
同样在1980年代，新加坡政府发动1987年“光谱行动”，在内安法令下逮捕22名被指控有“马克思主义颠覆阴谋”的新加坡公民。当然，当时只有7岁的他，不会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和许多新加坡人一样，在正规教育体制下成长的他，也不会知道“光谱行动”背后的故事。然而，30年后，他却辗转因“光谱行动”而被政府提告。
他是范国瀚（Jolovan Wham），数月前被新加坡政府提控7项罪名，其中一项即是手拿“光谱行动”政治犯出版的《1987：新加坡的马克思主义阴谋30年后》一书，和其他8人在地铁上“无声抗议”。他也因当时在地铁上贴上声援“光谱行动”政治犯的两张A4纸，而被控破坏公物。
很快的，范国瀚成为当代新加坡异议分子的代表。政府在列数他七条罪状时，更给了他一个新的标签——顽抗者（recalcitrant）。范国瀚欣然接受，更在面子书封面照上洋洋洒洒地写上“fabulously recalcitrant”（惊人地顽抗），夺回话语权，不让政府专美。
一脸稚气的范国瀚，早已是社运老手。他说，自己早已做好坐牢的准备。
“我从事社运工作超过十年了，曾多次被传召调查，你不可能毫无准备。我家人知道我做的是高度敏感的事……所以当我到警局，他们说要逮捕我，我只说：喔，好的。”
一脸稚气的他，早已是社运老手。他说，自己早已做好坐牢的准备。
跨国声援很重要
范国瀚被控后，52个大马公民团体越洋声援，谴责新加坡政府无理提控。大马团体的声援并非偶然。范国瀚在2013年的大马选举、2015年的净选盟4.0集会和2016年的净选盟5.0集会，都在新加坡芳林公园演说者角落举办声援活动。
马来西亚2013年大选变天不成，一批失望的旅新马来西亚人在新加坡鱼尾狮公园举行快闪和平集会，最后遭21人遭逮捕，一些工作准证遭吊销。
范国瀚为了声援这批大马人，在新加坡唯一合法集会的演说者角落举办声援活动，当时来了百多人。然而，演说者角落只允许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在网上注册后集会，占新加坡三分之一人口的外国人不获允出席。
“这是非常短视的政策，老实说，是荒谬的政策，”范国瀚认为，外国人也应有表达的权利。
“我不觉得外国人在芳林公园示威和新加坡人示威有什么不同，这是国籍歧视。
“外国人不能投票，为何害怕他们会影响本地政治？你不能只要他们贡献经济发展，却不给他们表达的空间，像一般人一样生活。”
新国警方列出范国瀚的无准证集会罪状，除了地铁上的无声抗议，也包括在樟宜监狱外为将被绞刑的大马死刑犯普拉巴卡兰（Prabagaran Srivijayan）举行烛光会，以及通过Skype与香港社运分子黄之锋进行连线对谈时，举行“室内集会”。
这些国际声援活动，不仅惹来官方的谴责，在民间也引起不少批评，换来如“干预他国内政”和“插手他国事务”的指控。这样的争论在马来西亚亦是屡见不鲜，人们不被鼓励关注和声援他国的民主改革进程。
“我认为声援非常重要，有助于加强全球民主运动。我在新加坡举办的声援活动，也是要告诉如大马或中国政府，有其他国家的人民关心这些议题。这或许能增添些压力。
“我了解，有人质疑这小小的声援无法改变什么，但我认为声援活动已为改革进程出了力。”
大马公民团体也效仿范国瀚，在他被提控后于吉隆坡举行烛光会，跨海声援。
民主改革是全球性的，即使规模再小的跨海声援就显得重要，那是一种姿态。
连结各领域课题
对范国瀚而言，民主改革超越国界和任何疆界。身为一名社运分子，不可能只框限在单一议题或领域。
他说，社运分子通常只关注本地课题，甚至只关心自己从事的领域，而分成争取LGBT、妇女权利、劳工权利等不同阵营。他觉得有必要打开视野，看见彼此共同的问题。
“我将这些问题连结起来——都是因为缺乏民主空间才会如此，这连带影响了公民权益和政治权利。”
“我们抗争的这些权利，都直接关系到缺乏民主空间的事实——没有表达自由、集会自由，媒体遭政府掌控，我们没有空间争取这些权利。”
范国瀚关注的课题多元，从言论和集会自由，到移工、死刑、性少数，再到历史正义，他总是看见共同性，建立连结，挺身声援。如何筛选众多议题，找到自己核心关怀？
“对我而言，我选择那些需要引起关注的议题，有可能是人们不感兴趣，或是这些议题需要大量的能见度。
“我关注1987年的大逮捕事件，是因为我曾和这些政治犯对话，也读了他们的书，发现这当中有严重的不公义问题。我也认为此事对当代新加坡有严重影响。1987年基本上毁了公民社会，人们自此感到害怕。”
对历史的无知，也导致新加坡年轻人对政治缺乏兴趣。范国瀚说，他在芳林公园举办的集会，常以年长者居多。就连数年前声援被逮捕的16岁异议少年余澎杉（Amos Yee），出席者或有九成是白发苍苍的年长人士。或许，坐上新加坡半世纪“从第三到第一世界”云霄飞车的他们，见证了被发展牺牲的各种价值。
关怀，当然也来自自身经历。范国瀚积极参与新加坡一年一度的LGBT集会“粉红点”（Pink Dot），他坦承，自己是男同志，自小就了解被歧视的感觉为何。人们只需用同理心，就会发现歧视发生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而他自嘲，自己的“软肋”总是在工人和底层阶级身上，他无法视而不见，无法不帮忙。
他认为，社运分子不应只关注于在地议题，而是要指认出共同的结构问题。
多重暴力下的移工
移工，则是受到劳力剥削之外，再度遭国籍和种族歧视的边缘底层群体。范国瀚大学毕业后的社运工作，最主要是在争取移工权利。新加坡国立大学社工系的课程，只让他学会如何“帮助”人，却未从人权和社会正义的角度告诉他，哪些群体总是无法受到帮助，甚至被剥夺权利。
范国瀚出生在典型的新加坡中产家庭，也和许多成长于新加坡经济起飞时期的孩子一样，他父母聘请外籍女佣，而他自小和她们共享自己的卧室。从那时起，他和不同的外佣姐姐们一起生活，也开始了解她们离家到新加坡工作的原因，还有在异乡面对的问题。
范国瀚曾任移工人道组织“情义之家”（HOME）执行长。2004年草创时，新加坡没有一家为移工提供支援的非政府组织。在这个高度发展的国际化都市，贫富差距大，亦没有最低薪资规定。外籍女佣和工人在拖欠庞大的中介费用，从原属国来到新加坡后，往往只领取每月数百新元的薪水，不少遭到无理对待。
“情义之家”处理过无数个被拖欠薪资、无理解雇、霸凌、暴力对待的移工案例。
“是的，有非常多严重的案例。这都源自没效率的政策和缺乏保障，也连结到文化问题——是政策影响你如何对待工人。
“新加坡人对待移工有多种态度，而这些态度也受到政府政策影响。”
“大众对待移工的态度是：即便你被剥削，但至少这里的生活比你家乡的好多了。也因为如此，你应该感激而不要抱怨太多。”
新加坡《外国人力雇佣法》中，雇主被指定有责任“控制”（control）和监督外籍雇员。范国瀚认为，这就显示政府的态度——将移工视为需要被监控、会逃跑的人，而非自由的工作人士。也因此，政策上并不能防止移工被剥削和暴力对待，更别谈其他权利了。
十多年来，“情义之家”和人力资源部斡旋，终于换来一些政策上的改变。例如女佣的周休、从事危险工作的保障，还有被遣返的建筑工人得以追偿薪资和赔偿才回国等。
然而，这些改变仍然不足。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雇主掌握解雇员工的大权，移工只要一被解雇，就会被遣送回国。而他们因为害怕被遣返，而不敢忤逆雇主的任何要求，忍受各种不合理的对待。
“其实新加坡人对一些严重的霸凌案例是会有同情心的，但只要你开始说移工需要周休、合理工资、不该超时工作，新加坡人就会说：嘿，我也超时工作啊！
“大众对待移工的态度是：即便你被剥削，但至少这里的生活比你家乡的好多了。也因为如此，你应该感激而不要抱怨太多。是的，你的薪水低、工时长，但还是比你在家乡更好吧？”
范国瀚说，这就要看人如何定义“更好”的生活。在经济上，移工获得比在家乡更高的薪资，但在心理、生理健康和精神上，真的有比较好吗？
大众普遍认为，即使移工遭到剥削，也不该抱怨太多，毕竟这里比他们的家乡好多了。
威权是必要之恶？
这几年新加坡移工课题摆上台面，尤其是2012年百名中国籍巴士司机罢工事件，以及2013年的小印度骚乱，都在在显示现有机制已出现问题。
在后李光耀的时代，新加坡“神话”开始动摇，接班人问题迫在眉睫。与此同时，新加坡“冷藏行动”和“光谱行动”的前政治犯试图重写历史，质疑人民行动党执政正当性。
面对社会底下汹涌的不满和愤懑，新加坡政府是选择加强管制，还是松动缓解？从范国瀚和多名社运分子分别被对付的状况来看，前者似乎是保权的唯一选项。
范国瀚坦言，大部分新加坡人会认为，新加坡得以成为区域内最成功的国家，威权主义是推手，也是“必要之恶”。而像他这样的“顽抗者”，在当代新加坡不仅要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或许更困难的，是面对无法理解民主社会“顽抗”之必要的舒适公民。
苏颖欣为《当今大马》特约作者，目前是独立研究者及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