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laysiakini logo
story-image
mk-logo
新闻
看见基层女性(下):如何扩大女性民主参与
ADS

续前篇:看见基层女性(上):女性从政者的性别经验

自主的差异:领导与基层女性

苏淑桦试着梳理社会主义党女性党员的内部差异时,发现不同女性因阶级或教育背景的差异,会有不同的政治参与经验。

她提到社会主义党内的女性可以粗分为领导女性与基层女性两种。第一种是女干部领袖,自学生时代参与工运,拥有丰富的组织基层经验,既有阶级与性别意识,也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论述能力。相较女性基层党员,这些女性政治工作者更能自在自主地参与组织工作。

社会主义党财政苏淑桦(中)

另一方面,苏淑桦以女性基层党员为例,说明这个阶层女性党员的政治参与往往需要冲破多重困境。

“我们有个党员是园丘后代,今年四十多岁,单身。她和她的哥哥都在这个运动里面,哥哥在参与运动的过程比较不会受到质疑,但是她在整个抗争的过程都要不断争取她的参与。”

2001年,六名社会主义党干部北上巡回举行“退休吧,国阵”抗议行动,途中连同车上的25人被警方援引紧急法令扣留,后来简称为“EO6事件”。

苏淑桦回忆,当时警方将抗议者分为两组人,其中七位领袖干部被送去政治部,其他剩下的多是社会主义党的基层党员,被送到另一个地方。

由于那七个领袖干部看起来比较有学识,或是摆出来的姿态不太一样,所以警方也不敢贸然对付;可是在逮捕期间,基层党员所受到的待遇截然不同,特别是女性基层党员受到警方无理对待,录口供时被要求全程站着,还用各种名义恐吓她们。即使她们敢于争取坐的权利,警方还是会滥用强权,骂到她们不敢坐下。

当时那位单身女性基层党员也是其中一个被捕的人。警方在审问时会把每个被逮捕者孤立起来,然后开始问她一些很隐私的问题,例如为什么不结婚等,尝试用很威权的方式审问她,让她开始在心里质疑自己。

政治参与:位阶越高女性流失更多

女性党员参与政治的自主性,除了会因受教育程度而有所差别外,苏淑桦也发现,越往高阶的位置,女性基层党员流失的速度会比男性基层党员,或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来得多。

虽然苏淑桦自觉地认为这样的发现或许没有理论基础,并且自嘲这种说法可能有“污名化”男性基层党员之嫌,可是按照她的观察,“女性基层的出席率通常最完整,抗争的目的比较纯粹,没有那么多得失计算;但是男性基层的投入程度反而没有那么高,而且比较会计算得失。”

譬如,女性基层面对房子拆迁的问题时,往往会比男性基层的态度来得坚决。从某个角度来讲,房子是她们生命的全部,若不抗争就会一无所有。相比之下,男性基层比较会计算得失,倒也不是说他们会在房子拆迁的问题有所退缩,可是在思索应该如何抗争时,往往有较多考量。

苏淑桦认为,这或许跟男性比较接近权力中心(以男性为主导的决策层)有关,男性基层党员在学习如何做决定时,也会受到这个权力结构所影响。

此外,尽管基层女性参与基层组织工作的程度相当高,可是一旦政党需要安排有经验的基层党员成为干部时,女性基层党员流失的程度会比男性基层党员来得高。

她认为,当党职越高、责任越重时,也意味着基层党员需要接触的社会层面更为广泛,对议题的掌握更深入。在缺乏某种社会资源的情况下,女性基层党员流失更多的现象并不奇怪。

尽管,她认为社会主义党对女性党员相对友善,但是这种性别友善并未延伸到男性基层党员的家庭之中。据她观察,男性基层党员若积极参与政治工作,他的妻子的参与程度不一定是对等的。

不过,当夫妻党员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夫妻俩参与政治工作的程度会相对平等,同时拥有独立自主的个体,一般外人无法察觉他们原来是夫妻。

公共讨论的性别化:直线与圆圈

公共论坛或讲座的发表形式,一般期待主讲人对特定课题有一定的掌握,类似于专家的姿态,以单向传播的形式向广大的出席者深入地讲述。苏淑桦认为,这种我们习以为常的公共论坛形式,或许会不利于女性的发表。

女性在这些公共场合总是表现得特别安静,一般可理解为女性不善于发言、对公共课题不热衷不理解等。每年社会主义党举办论坛,基于性别平等参的发表原则,每个女性中委都要轮流出去发表,苏淑桦是其中一个。

社会主义党署理主席莎拉丝华迪(Sarasvathy Muthu)

苏淑桦虽然曾经参与无数的街头抗争示威,但心里却总是充满抗拒,“我必须承认我有我的弱点,某程度是因为没有准备,或者是我们所说的没有理论基础,对发表的议题不够熟悉、语言掌握和表达的能力不自信。”

除了承认个人个性和主观认为条件不足之处,她也试着进一步理解自己表现抗拒的其他可能原因,“我也在想这样的论坛形式,是主讲人把一个论述传达给别人,是直线型、结构式的东西。你若要一个女性站到最前面去对着大众说话,她会变得不敢发言。女性讨论和参与方式可能是圆圈型而非直线式的。”

她认为,这除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何女性总是怯步于公共论坛,也应验了为何参与社区运动的人主要都是女性,但是主导社区运动的领袖始终以男性为主。对此,为了确保每个人都能平等发表,社会主义党一向有个规定,即每个出席者轮流发言,慢慢地形成一种文化,习惯聆听,也习惯发言。

Joni Lovenduski. 2004. Feminizing Politic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作者探讨英国政治制度与国会中的女性代表比例的转变,如何影响政治文化的改变。同时,他也指出英国政界的男性文化霸权,如何贬低女性参与与女性气质。具体来说,人们对理想的官僚体制的期待(具权威性、领导力、理性思辨的)基本上是延续了对理想男性气概的想象。
当“女性30%固打制”成为现在政治的口号,希望提升女性参与政治的比例,由“量变”转为“质变”,作者提出了这种性别配额的有限性与可能性,例如:女性议员可能更倾向认同自身的党的意识形态,多过自己身为女性的身份。

国家政策缺失:园丁妈妈不受保障

苏淑桦最近协助一位单亲妈妈到福利局申请援助金。她过去在吉隆坡市政局当了十几年的园丁,由于是契约劳动的关系,公积金寥寥可数,少到老来没有任何生活保障,让她悔不当初。

她的丈夫已逝,原育有四名孩子,家族或有精神病史,前两个孩子都因精神或感情问题而轻生,小么离家失踪前没来由地成天骂人,现在只剩老三在母亲身旁。这位单亲妈妈靠著微薄薪资买下这栋房子,最近经济陷入困顿,房子可能惨遭法庭拍卖。

苏淑桦协助园丁妈妈申请援助金的过程一点也不顺利。她住在八打灵再也南区,距离梳邦机场附近、位处偏僻的福利局需一个小时车程。与大众一般对政府单位的认知一样,福利局并未白纸黑字地列明申请援助金所需的文件清单,往往需要每个申请者去到现场逐一询问,才得以探知部分的讯息。

苏淑桦和园丁妈妈第一次去福利局时,情况大致如此。两人完全按照清单准备好文件再到福利局时,官员却以文件不足为由拒绝办理,并告知她们应该要先为老三申请身心障碍身份认证后,才能进一步申请援助金,气得苏淑桦跟官员吵起来,急得都快哭了,官员却全程目无表情。

苏淑桦事后转述笑说自己过于情绪化。她说,从这个园丁妈妈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政策的缺席如何让政府机构的契约劳工,其晚年不受保障;福利局对贫穷与福利的狭隘认定,及科层官僚的思维脱离民众,让一个个急需寻求国家援助的平民百姓被拒于千里之外。

女性参与政治:赋权是关键

对于政府以30%作为评估女性公共参与的标准,苏淑桦强调关键始终在于 “赋权”。

“倒不是说固打不重要,可是为什么是30%?本来就应该是50%或以上。”她笑说,“我觉得这样看问题的方式,会把一些更重要的议题隐藏起来。”

即使女性的政治参与达30%,但是这些女性是否就等同于拥有性别意识,她表示存疑,“你可以说它至少代表了一部分女性,但是在父权制度底下生存的女性,其实是承载很多自我否定。有时候我也觉得这些问题离基层女性很远。”

社会主义党最近在反思关于赋权的问题。如今,由于大众和中庸政治的需要,该党需要接触的议题越来越多,参与的政治面向也更为广泛。这到底孰好孰坏一时之间还难以定夺,但最直接的影响是,传统的组织工作却因此变得单薄了。

所谓的传统组织工作,指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建构与连结。过去社会主义党在经营园丘工人组织时,同一个园丘每个星期会到访至少两次。由于投入的时间变多,对社区的了解就更深刻,议题的掌握也更扎实,与当地基层的关系更深化,这也意味着园丘工人或基层党员拥有更多赋权。

基层政治的根基不稳,也会直接减弱政党的动员能力。有趣的是,动员能力的弱化未必与抗争议题的失败有关。事情恰恰刚好相反,抗争议题胜利有时候也可能造成动员能力的减弱。

她举例,当房屋议题胜利了,原本参与房屋抗争的党员,或许还愿意支援其他面对相同议题的伙伴;可是,当你需要他们去参与更重要的政治议题,如劳工议题时,他可能兴致缺缺,宁可回到原来熟悉的舒适圈,或者继续面对日常生活的其他问题。因为,他看不见劳工议题与他个人本身之间的连结,也看不见支援其他政治议题的集体性和团结互助的重要。

当政党投入在地基层培力的时间不足,赋权的素质变低,基层党员的政治化广度和深度就会变得浅显,也就难以培养成为干部。相较之下,女性党员需要更多关怀和时间的投入,才有可能被培力。她认为,这是由下而上的基层政治的根本,跟一般侧重宏观制度政策的精英政治的着力点是很不一样。

小结

本文分别详细地叙述了蔡依霖与苏淑桦,两位80后新生代女性政治工作者,在不同的政治关怀、政党背景,以及政治环境中,对于性别的观察与反思。透过她们对于日常政治工作的微观视角,为我们勾勒出一幅生动且复杂的草根基层女性,参与公共领域的图像。

尽管这只是马来西亚众多女性政治工作者的其中两个个案,但这一微观政治无疑补缺了我们一般在讨论女性公共参与议题时,因过于侧重制度政策的宏观分析和数字评估,而忽略的各种充满异质性的面向。

例如,单身女性政治工作者所面对的两性双重标准、公共论坛的固有形式如何不利女性发言、越南妈妈作为边缘群体的组织迫切性,以及女性基层党员的性别与教育差异影响参与政治的深度等。

性别平等原则与免受歧视的权利,都应该被整合到各个阶层生活的一部分,女性才有可能享有真正的民主参与基础。


(本文原题为〈我们眼中的草根基层女性:倾听女性政治工作者的自我对话〉,原刊于杨洁、张溦紟编著《众女喧哗贰:从性别政治到生命叙事》,吉隆坡: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妇女组,2017出版。此书为配合隆雪华堂妇女组卅周年纪念出版。该书于本周日举行推介


上篇:看见基层女性:女性从政者的性别经验(上)

的其他作品
查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