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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基层女性(上):女性从政者的性别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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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经济论坛《2016年性别鸿沟报告》,马来西亚在144个国家中排名106,两性受教育机会的比例相当平均,但在经济参与和机会(特别是主管位置)以及政治参与的比例仍然出现明显的差距。

马来西亚自1990年代签署《北京行动纲领》(Beijing Action Platform),故有女性公共参与需达30%之说。首相纳吉于2011年再次强调,企业界的决策层必须有30%女性固打制,朝野政党也不断喊出增加女性候选人或议员。虽然女性在公领域的参与与表现有所增长,但至今仍未达标。

事实上,女性的公共参与远远超出上述数字的意义。它实际上是一个动态过程,关切着日常生活的各个面向,如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

有别于制度政策的宏观视角,本文以霹雳十八丁州议员蔡依霖,以及社会主义党财政苏淑桦两位80后新生代女性作为个案,希望从女性政治工作者的微观角度,描绘她们参与公共领域的性别经验,以及在工作场域中遇见各阶层女性的观察和反思。

玻璃天花板:单身女性不符资格

在蔡依霖还未成为议员时,她曾因为单身而被质疑是否有参与政策辩论资格,至今仍印象深刻。

“在我还没有成为候选人以前,党内当时有好几个不错的人选有意竞逐。当时我接受英文媒体的访问,建议应该要有政策辩论,没想到会引起那么大的反弹,甚至收到简讯说:‘你懂什么辩论,你应该去结婚’。”

收到简讯时,她觉得自己被别人看扁,明明大家都有在党内交出成绩单,却因为性别的关系而被认为连辩论的资格都没有。她向党内的纪律局投诉,认为这种对两性的双重标准,是对单身女性政治工作者的侮辱。

这种性别差别待遇不仅反映在政治场域之中,职场上也时有所闻。她曾听友人提出一个说法,“You bujang, You free, You buat”,意即大家假设单身者没有家庭负担,所以比较空闲,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她认为,这是社会普遍对单身者的误解。

她以议员福利为例,说明许多政策歧视单身者,并未体认到他们的具体需求。一般议员除了自身享有医院医药卡、一等病房的福利外,其配偶和孩子都可享有相关的医药福利,不过却把父母亲排除在外。

换言之,这项政策对家庭成员的认定是以已婚所延伸的核心家庭为主,原生家庭的成员不在照顾的范围之内。这不仅说明政策对家庭成员的认定过于狭隘,也变相地让单身者在缺乏制度支援的情况下,需独自承担照顾原生家庭的责任。

概念词典:玻璃天花板
玻璃天花板意思是由于性别的差异,让女性在职业晋升或选择上被一层隐形的玻璃阻挡,由于人为、态度与组织的偏差,造成女性无法与男性同侪获得公平的竞争机会。“玻璃天花板”将女性分隔在较低阶的职位,或者从事辅助性、支持性的工作,基本上可看作是女性在传统家庭扮演照顾或服务牺牲角色的延伸。

男性沟通文化:难以跨越的隐形界线

除了单身女性政治工作者需要比一般政治工作者跨越更高的社会期待门槛外,蔡依霖也发现在政治沟通过程中,经常出现一条隐晦且难以跨越的性别界线。

过去政治场域一向以男性为主,这在传统马来乡区似乎更是如此。蔡依霖刚上任为十八丁议员时,发现马来乡区选民面对女性议员往往不知所措。

蔡依霖在出席马来社区或清真寺活动时,由于宗教的关系,一般马来男性不直接跟女性议员握手。她能够理解与尊重宗教上的差异,不过令她感觉不舒服和纳闷的是,她不明白自己为何总是跟这些马来男性之间,有一道难以言喻的鸿沟。

起初她以为这纯粹是社交方式的差异,后来发现自己总是只能跟女性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渐渐察觉那不是社交能力差异的问题,而是与性别有关。

同样的经验也发生在她的政治助理身上,那是比蔡依霖还年轻的女生,与一般政治助理一样,经常需要跟不同的政治单位和社团组织接洽协调。蔡依霖回溯和整理这些经验时,说道“我通常会交待我的助理,要去跟这个清真寺,或是伊斯兰党、诚信党的人联络,拿活动的资料。可是,我的助理每次都回来反映,说她很难向他们要到资料。”

一般人或可推论,这或许是这名助理办事能力不足,而鲜少联想到与性别相关。蔡依霖有意识地测试这个“揣测”是否属实。她改换男性兼职助理去跟同样组织单位和对象索取资料,简单如拿一张照片时,发现男助理的确比较容易“完成工作”。

这段经验的启发在于,政治工作者自身要如何意识到在政治场域中所面对的工作困难——明显的例子如对单身女性的歧视,或是细致且隐晦的经验,如参与活动老是被排挤的不舒服——与性别差异有关,这需要该政治工作者具有一定程度的性别意识和敏感度才能够有所察觉,而非直接否定自己这种真实且不舒服的感觉。

更为关键的是,当有/无性别意识的个别政治工作者,诉说这种不舒服的个人感受时,整体的政治场域是否具备同样或相等的性别敏感度,来理解和肯认这些性别差异的经验,并进一步反省和检讨这是否是以男性为主的政治文化所造成的经验,才有改变的可能。

否则,一般政治场域都会因为过去的经验而忽略这些个别或“难以理解”的感受,直接认为该政治工作者不符合主流的标准和形象,是对方能力缺失的问题。

传统组织:活络庙宇的渔村妇女

蔡依霖的选区十八丁,位于霹雳州太平附近的沿海地带,主要以劳动社区为主。一般家庭以先生捕鱼为生,太太除了照顾家里,还需要兼顾许多工作,给家里赚点零用钱,例如:神庙庆典需要人煮食、做一些糕点去神诞卖、捡拾虾菇、剥蚬等。因此,蔡依霖认为,十八丁渔村妇女的技术能力是很强的。

十八丁的庙宇都设有妇女组,也是渔村妇女主要参与社团组织的经验来源。根据她的观察,庙宇的活跃程度仰赖于妇女的组织力,妇女组越强,该庙宇就特别活跃。

当然,这些女性的组织力主要还是表现在传统性别角色,譬如准备食物、带小孩。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妇女也有很强的号召力,往往决定一个活动或社团参与的人气多寡。

她很清楚地意识到,这些传统组织已经固定的组织模式,因此若要提出重大的改变并非易事。不过,她仍然希望这些女性可以在既有的传统组织中展现不一样的可能。例如,观察哪些妇女擅于表达,尔后建议一些活动可改由这些阿姨而非男性来担任主持人。尽管这只是小小的改变,至少也是好的开始。

除了突破社团组织的传统性别分工外,女性权益的观念转变也是从事社区营造的重要课题。不过要如何更接地地转达这种看似抽象的概念,蔡依霖在过去三年选择先从妇女本身有兴趣的课题着手,如语言课、保健讲座等。

她认为要将“女性权益”转化成最浅显易懂的道理,莫过于这些妇女有没有“自己专属的时间”,“我们经常鼓励这些妇女暂时把孩子孙子放在一边,然后一群妇女自己去玩,让她们认知到自己除了是妈妈、婆婆之外,其实她们还是她们自己。”

她觉得这是在草根劳动社区里面,对女性是最基本的肯定。

边缘女性群体:越南妈妈

蔡依霖从事社区教育工作时,发现越南妈妈是不能回避的课题。

据粗略估计,十八丁的越南妈妈约有上百人,是人口显著的群体。尽管她们已离乡背井,在异地夫家相夫教子,但是社会普遍上还是对越南妈妈有负面的刻板印象,认为她们只在乎钱,随时会逃跑回越南。

即使在现实生活中偶尔出现一些逃跑个案,但是社会倾向于把这些个案普遍化,认为每个越南妈妈皆是如此。更重要的是,社会也忽略外籍配偶如何遭遇到制度化的歧视,而让她们在异地的生活异常困难。

蔡依霖认为,这些越南妈妈的适应能力非常强韧,可是在缺乏社会制度的支援,以及不友善的社会观感下,她们仍需克服重重的语言文化等差异。越南妈妈若无法适应在地生活,被迫选择离开时,孩子只得在单亲家庭长大,父亲若在外地工作,照顾的工作就会落在公公婆婆的身上。因此,如何协助越南妈妈融入在地社会,对孩子的未来,包括家庭和社区的健全发展而言攸关重要。

最近,蔡依霖处理一个三十几岁男子被围殴致死的个案,死者留下一名越南籍太太,以及五个孩子,最大的孩子今年才七岁。这名越南太太原本正在申请公民权,预计明年即可拿到红色身份证,若顺利的话再过一段时间就可拿到蓝色身份证,正式成为马来西亚公民。

可是,随着丈夫的意外死亡,这位越南太太的公民申请也就突然作废。蔡依霖先后去了国民登记局和移民局好几趟都被官员回拒。政府官员甚至跟她说,若要符合公民申请资格的条件,是请这位越南太太改嫁。
她无奈地说,“马来西亚的公民政策是很排外的,官员也缺乏敏感度,你要我怎么去跟一个刚刚失去先生、还有五个孩子的越南妈妈说,官员叫你改嫁才能申请公民权。”

她发现更离谱的是外籍配偶无法开设自己的银行户口,凡事都需要依附在丈夫的名义下。如今她只能与家婆联名合开银行帐号,才能继续经营她的网络代购生意。

马来西亚的制度对外籍配偶充满歧视,否定了他们作为个人的自主权利,像公民权、开设银行户口这种看似理所当然的基本权益,对外籍配偶来说却要附属在当地公民之下,才能成为一个完人。

外籍配偶在日常生活中处处碰到制度的排斥,是十八丁越南妈妈们的共同写照。蔡依霖觉得这些妈妈们也意识到自己的权益被剥夺,但因为缺乏社会网络的支援而不知从何解决。这也促使她更意识到组织越南妈妈们的迫切,尽管这些越南妈妈们在日常生活中,已有自己的社群网络。

她说,“我目前扮演的角色是先把大家组织起来,设立平台让大家互相认识,希望她们可以意识到这些问题不是你一个人的,而是我们共同的问题。我当然也有我的想法,但是我不知道她们可以去到多远。我不想我沦为‘我会帮你做’的角色,也就是大家一般认为议员的工作。”

“我当然也可以这么做,这样很简单,我只要收一收资料,处理完毕了就召开记者招待会,对外公布我帮你做到了,做不到我也没关系。人家若可以帮到你,你就可以得到这个权益,可是如果人家帮不到你,你就这样算了。”

她强调,倘若越南妈妈并没有被置放在权利争取过程的主体位置,这相等于提前将她们的权利交到别人的手中,“赋权”过程就此缺席。长期而言,这对弱势边缘群体的自主性建立无疑是一种损害。所以,她宁可花更多时间在越南妈妈之间建立关系连结,尽管这样的“政绩效果”特别缓慢。


(本文原题为〈我们眼中的草根基层女性:倾听女性政治工作者的自我对话〉,原刊于杨洁、张溦紟编著《众女喧哗贰:从性别政治到生命叙事》,吉隆坡:吉隆坡暨雪兰莪中华大会堂妇女组,2017出版。此书为配合隆雪华堂妇女组卅周年纪念出版。该书于本周日举行推介

 

下篇:看见基层女性(下):如何扩大女性民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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