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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逃校园的教育者——马来独立出版人祖菲克里
Nov 2, 2017 11:22 AM
更新: 9:36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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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物】告诉你属于他们的故事

马来独立出版推手祖菲克里(Zul Fikri Zamir)自小受到家庭环境的耳濡目染,长大后也承接父亲的衣钵,成为一名教师。他曾在吉隆坡旺沙玛珠一所小学任教,负责体育和马来语教学。

他今年32岁,在霹雳丹绒马林长大,大家都习惯称他作“ZF Zamir”。他们家俯瞰苏丹依德利斯师范大学(Universiti Pendidikan Sultan Idris)——一个专门培训教师的机构。

从小热爱阅读的他,大部分时间都泡在父亲管理的中学图书馆,沉浸在书堆中。他最喜阅读英国著名儿童作家伊妮德布莱顿(Enid Blyton)的经典作品,或是南茜茱兒(Nancy Drew)的少年侦探小说系列。

祖菲克里始终对教育充满热情,但初执教鞭就尝到了苦头。他意识到在马来西亚这个国度,当一名教育者十分艰难。

初执教鞭即尝苦头

他在吉隆坡的The Library Cafe接受《当今大马》的访问时,回想当初教学的情景。“刚开始教学的首六个月简直就是灾难……我才教第一年就已经搞到焦头烂额,大多与教学无关。”

这无关祖菲克里是否欠缺教学技能,而是他被分配到两个后段班,如何教导后进生掌握基本的阅读技巧,成了他最大的挑战。

教学第一年,祖菲克里有机会到英国观摩当地的教育制度。这段经历,让他意识到马来西亚教育制度亟需改变。那次到国外拜访,也触动他与友人创设“教导有需要的孩子”(Teach for the Needs)非政府组织,专门为小六检定考试的学生提供课后补习。后来这个组织的项目也慢慢发展成一项计划,透过形成志工的网络来协助弱势学生,包括来自叙利亚的难民儿童。

久而久之,他们发现这些弱势孩子并不懒惰。“他们的家庭拥有一箩筐的问题,这才是他们真正的难题。”

有时候,志工老师们想在课后带他们出去用餐,却发现孩子会主动要求留下,当他们试着理解时才发现其中的问题。“举例,有个孩子不愿意回家,是因为家里有一个会‘骚扰’这孩子的祖父。”

祖菲克里说,小说家费沙德拉尼(Faisal Tehrani)曾说过,教育并非是仅仅为了让考试过关。他出版的第一本著作《学校非监狱,大学非工厂》,谈的正是马来西亚教育制度的主要问题。

后来,他选择辞去教职。他慢慢发掘到并不一定要留在体制内,才能够成为教育者。

出版禁书教育大众

从教育制度解脱以后,祖菲克里开始马不停蹄地展开一系列的计划,其中包括设立“读库印刷”(Thukul Cetak)独立出版社。

这个小小出版社从2014年创办迄今,在短短三年内已出版了好些著作。单看书名《沟渠国族主义》(Nasionalisme Longkang)、《谁说我们独立了?》(Siapa Kata Kita Sudah Merdeka?)、《自由主义的撒旦》(Setan-setan Liberalisme)等,就可大略探知,这些书籍跟学校所倡导的单一论述截然不同。

他相信,人们透过阅读和学习,可避免重犯人类过去的错误。

“这是我成立读库印刷的主因。当我们出版马来文版的《共产党宣言》,却在印尼雅加达被查禁时,很多人问我们为什么那么激进?不过,我们将这本书视为一种教育。”

他说,马克思这本著作是美国大学教科书,但马来西亚人却视之为政治宣传工具。

他说,人们误以为读库印刷出版马来版的《共产党宣言》是为了造反,但他们真正想要做的是教育社会。

或许是因为读库印刷的“Thukul”一词来自印尼左翼诗人维吉杜库(Wiji Thukul)的名字,有人会认为读库印刷是一个左翼组织。不过,对祖菲克里而言,读库印刷也是一个阅读“半严肃”书籍的平台。

“我们虽然也出版哲学书籍,翻译经典著作,但是这些读物艰涩难懂,一般读者无法直接进入。”所以,读库印刷出版“半严肃”书籍,让这些读者在进阶阅读较生硬的书籍以前,可以有一个过渡阶段。

“当人们找到适合的读物时,他们会开始发觉阅读的乐趣。我们的标语是‘坚定且反抗(Keras dan Melawan)’,这无形中形塑了我们的读者群。”

大马阅读文化匮乏

民办学院或课程成了时下民间组织的一种趋势,对于祖菲克里而言,成立读库学院(Thukul Academy), 教导年轻文字工作者如何书写,其实是为了支援出版生态。他认为,这是确保未来能收录更多有素质的原创稿件的一种途径。

他兴致勃勃地投入学院的各种工作,并寄以厚望。最近,他到印尼日惹旅行时,跟几位印尼作家聊起,希望邀请他们来马来西亚主办各种写作课程。

为了改善孩子接触阅读书籍的管道,祖菲克里在全国各地设立了16个独立图书馆(Wakaf Buku),当中也收藏了读库印刷出版的90多本书籍。他们也在东马一些学校附近设立独立图书馆,几乎成为替代政府提供图书服务的角色。

他提到目前学生的阅读习惯令人担忧,“每50位学生中,只有10位阅读课本以外的读物。”

这是他数周前去布城拜访一所联合学校时所发现的。“如果一个来自顶尖学校和中产家庭的孩子,都没有阅读文化,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他说,孩子们问他为什么要阅读?“我们还要向他们解释,如果不阅读,我们会缺乏想象。”

他刚辞去出版社的执行长一职,部分原因是为了推动“不到校学巴”(Bas Tak Sekolah)计划。它是独立图书馆的延伸,希望让流动图书馆的概念走入乡村,希望向更多人推广阅读。

查禁书籍巩固权力

“那些查禁书的人,才不阅读这些禁书。他们根本不在乎。”

他说,一旦内政部接获投诉,他们就会马上查禁书籍。有关当局查禁前,并没有更多深入的讨论,即使是查封读库印刷出版的书籍时也是如此。

读库印刷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很严肃的政治评论集《无冕元首》(Agong Tanpa Tengkolok),作者是《当今大马》前执行总编辑法迪(Fathi Aris Omar),后遭内政部查禁。此书被禁止进入沙巴,怀疑是因为封面展示了前首相马哈迪的肖像。

祖菲克里一语道破政府查禁书籍的关键,“查禁书籍的核心问题是权力关系。人们查禁书籍,是为了巩固权力。”

他以费沙德拉尼的著作为例,指后者的著作向来引起伊斯兰发展局的高度关注,已被查禁的著作将近6本。他两本著作《瓜拉勿让的石头》和《恋爱中的女人》分别在2011和2013年被查禁。根据马来报章《My Metro》的报导,《恋》一书遭到该局查禁,原因是因为该书“宣扬什叶派和临时婚姻(muttaah)” 。这本书还曾获得首相纳吉在布城推介。

祖菲克里解释,费沙的书籍以什叶派为主人翁,之所以遭查禁,是因为逊尼派的人倍感威胁。“他们认为,让逊尼派学会思考,会威胁他们的执政地位。如果我们能够理解当中的权力关系,就能理解为何有些书籍会被查禁。”

“当一本书被查禁时,这是很不幸的。没有人会为你抗议。”

他认为,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作者和出版社必须单独扛上政府当局,独自面对各种压力和后果。“我们有许多有影响力的作者,有些甚至在政府的地位赫赫有名,但是他们假装这些问题并不存在。这也是为什么那些掌握权力的人,能够继续肆无忌惮地禁书。”

出版反抗社会体制

有人问,他们真正想要对抗的是什么?

他直说,“我们无法真正回应这个问题。我们觉得我们需要反抗这个体制,但大家觉得事不关己。

他认为,外人无法真正领会他们目前所从事的工作,因为“我们并不是在街头举牌示威,我们是出版书籍。”

他相信,每售出一本书,就有一个人受到启蒙。

“如果每一本书印刷1000本,我们只卖出100本,这说明我们仍有许多地方要改善。可是,这些书也有可能传阅(其他人阅读)。”

“换言之,我们对抗的是人们固步自封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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