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选要来了，你们有什么愿望吗？”
“那当然是改朝换代了！这个国家有太多问题了。”
“没有理由一直是由国阵来做，我就不明白为什么其他的国家都能够换政府，就是我们马来西亚不能！”
种族不平等、贪污问题、选区划分不公、社区管理缺乏效率，这群受访的妇女列出许多国家的根本性问题，也举了各种日常例子来印证自己的想法。
刚退休的吴丽春说：“有时候，我睡不着会想，再这样下去，我们下一代的子孙就真的很惨，我觉得这个国家很失败。”
谈起国家大事，几位“花木兰妇女协会”的成员各有见解，投入程度不输于政治人物。吴丽春、蔡金珍、邱秀英她们三人住在万挠新村，自2005年起，她们参与反高压电缆的抗争，示威抗议、与官员开会、与国能打官司，见过不少大场面。
她们抗争超过十年，最终落实“绕道方案”，新村完整地保留下来。
从抗争到政治参与
曾参与抗争的居民，没有因为反高压电缆运动结束，而选择回归平静的生活。
她们继续在公正党州议员颜贝倪的选区帮忙，颜贝倪在2013年连任，她们便正式成立“花木兰协会”，目的是鼓励女性参与社区，政治不能缺乏基层女性的参与。
以花木兰为名，有女子从军之意。女性要参与政治，也不能假手于人，要亲自赴父权的战场。
她们三人齐声说：“当时想要有一个专门给妇女的组织，是要让妇女有参与的机会，女人不是什么都是要依赖别人，要提升女性的尊严。”
要自我组织，是因为政治人物不能代表我。“平常看新闻，我觉得政治人物没有讲到我们女性关心的问题，他们最喜欢谈宗教、说马来西亚要团结，就是这样子。”
她们更希望议会里的辩论、政府部长的发言焦点能更有建设性，像教育、青年发展机会等，而不是整天沉醉于政治恶斗中。“他们根本不明白我们这个阶层的妇女的想法。”
政党的速食文化
刘素希（见图）曾在槟城妇女发展机构（PWDC），负责女性参政培训。
刘素希说：“我相信只要有足够的女性，即便未必有很强烈的性别意识，但是她们聚集在一起时，就会发现一些共同的问题，从这边开始，慢慢开始一步步找到整体女性所面对的问题。这是可以跨越党派、社区的界线，当把不同党的女性放在一起，她们也可以谈到女性所面对的问题，社区问题亦是同样。”
这亦是固打制的原意，以量变到质变，只要参与的女性人数达到一定数目，国会、州议会、社区委员会的生态和关系也会因而改变。但现实是，还有根深蒂固的政党政治文化，并不有利于女性参与。
“女性参政是大家认同的，但对政党来说，他们是要马上看到效应的，不能等， 要直接看到一个社区里面，哪一个是基层女性领袖，她是不是可以透过培训之后，马上就能做到。”
刘素希曾在非政府组织雪州社区自强协会（EMPOWER）工作，从她培训的经验里，她认为培养女性社区领袖，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有些时候要三年、五年，甚至更久。
她培训的对象有社区妇女，也有女市议员，从意识形态到组织技巧，初接触到女性主义的参加者开始时很兴奋，性别视角开启另一个观看社会的角度。
“但是，关键是如何保持这份热情，或者是让她们之间组织起来，变化才由可能，不然她们就会怀疑性别平等只是一个理论。”
但是热情的参加者要是踏上政党政治的路，还是无可避免的捲进政党的传统伦理。
“我曾问刚被委任的女市议员，她是如何做到？原以为这些成功经验能够鼓励更多的女性，但她说，你一定要知道你的YB去哪里、有什么大节日。”
基层参与跨越限制
政党以外，社区的参与会比较单纯吗？刘素希认为社区是另一个政治场域。
“就算在社区里，也是有政治，就算不是争议席，他们也会争夺，谁被承认为领袖或是把关人，这些也是会竞争的。”
要是在传统乡区，女性要成为社区的领袖更要冲破传统的枷锁。
生活在马来乡村的妇女哈蜜达（Hamida）和花木兰的妇女有相近的经验，她住在槟城大山脚的马来甘榜，在2014年面对地主收地迫迁，村民组织起来，要求州政府介入解决。
在此之前，哈蜜达没有参与政治团体与抗议活动的经验，是这次的保村抗争让她首次站出来。她成为运动的领袖，一个马来女性代表村民发言、开会、面对官员媒体，这样的情况并不常见。
哈蜜达说第一次站在台上喊口号，感觉很奇怪。
“马来人认为伊斯兰的信仰里，真正强的领袖是男性。村里面的男性不是不关心，只是他们的教育、工作、生活有限制。我们向外求助前，居民曾经自己讨论接下来可以怎样做。但是，开会过后，村里的男性没法真正做事，信写不出，也不知道怎样跟官员沟通。我就跟长辈和丈夫讨论，丈夫说，既然你有能力，为什么不领导？ ”
哈蜜达在私人公司从事文职工作，她在过去四年的抗争中扮演领袖的角色，有她在的地方，居民就放心，当村民觉得灰心，要放弃的时候，她会鼓励大家继续坚持。
“马来妇女有很多局限，她们要向上爬是非常困难的，但如果女性被赋予任务，女性通常都会把它做到最好。”
目前，她认为生活压力深切地影响到妇女参与。
“我接触的村民里，我觉得女性对未来想得比男性长远，她们关心教育问题和生活开销。但消费税的问题让生活很困难，我们有些妇女以前是在家里当家庭主妇，比较多时间在社区，但现在除了照顾家庭，还要抽时间做糕点，出来卖糕来帮补生计。”
家庭是最难过的一关
女性出来参与，最难过的还是家庭这一关。刘素希在社区办培训，试过参加者的丈夫上门寻妻，怕女权课程“教坏”太太，上来便当众质问“怎麽还不回去煮饭？”；又或是丈夫上来旁听，觉得课程“不对劲”，便在中途带太太回家。
“我试过做市议员培训时，参加者的丈夫要先确定所有的培训员与参加者是女性，才给她参加，但他的太太已是市议员！这些女性已在参与政党政治，但她们连家庭的政治都没有跨越。”
也有女性参与的目的是为了“辅助丈夫”，刘素希观察到“有的女性加入社区委员会（JKKK），是因为丈夫是社委会主席，她便加入当秘书，要顶一个位置，让丈夫好办事，她是以帮忙者的心态来参与，所以，她没有想过要拿一个更高的职位。 ”
在槟城，州政府规定社区委员会必须要有女性参与委员会，否则不能注册。
“但是就算委员会里有女性，也不代表她们真的能参与其中，特别是所有的活动基本都是在晚上举行，这对女性来说，是蛮困难的。”
年轻女性更难参与
花木兰的中坚成员以退休妇女为多，孩子已经长大成家，她们就比较有空间参与社区活动，蔡金珍说：“很少年轻女性加入我们，个个都要照顾家庭，很难参加，现在我们是自由人，才可以经常出来跑。”
在社区里面，女性的参与出现年龄的分层，刚毕业的忙着发展事业，成家的就把焦点放在家庭。要是缺乏支援，参加公共事务变得遥不可及。
“我们希望能扩大这个组织的会员，我们有去参与女性参政的讨论，也有和其他社区的妇女组织交流。”
花木兰每一到两周便会开会讨论举办什么活动、组织方法、经费筹募。她们刚刚忙完中秋晚会，接着还有定期的义务活动，对于接下来大选，她们也计划要积极参与。
“在投票当天，我会去载村里的老人家和妇女去投票，也负责看守着，避免作弊的情况。”
表面上她们是在野党的铁粉，但她们更关心政治人物的表现。
“我们选候选人，也不是看候选人的性别，也没有说一定要选女性，也是看他的表现。但是我们也希望议会里，有多些女议员，她们比较能讲到女性关心的议题。还有，我觉得女性比较坦白，不会整天想着钱和权。”
花木兰成员里，以华裔为主，最近她们在招募新会员，有几位印裔妇女加入，她们很开心。
“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组织会更多元，在马来西亚，只有单一种族不够力量，还是需要团结。”
扩大参与政治的想象
什么是政治？什麽是政治参与？刘素希在接触社区的妇女时，她发现很多妇女都有政治意识，有自己的一套看法，“整个社会、媒体打造成政治就是那些穿领带的人，在国会里、在州议会里讲话发言的，只有这些人才做得到。”
但是，政治就是日常，从议会、社区、到家庭内部处处皆有权力关系的纠缠。
“她们不知道自己其实已经参与在政治里。但对我而言，要是一个女性对她丈夫说，我今晚要去参与这个活动，我不煮饭，你自己照顾孩子，这已经是非常政治的事情，因为他们是在改变权力关系。我们说政治，通常是跟权力该怎样划分。”
她认为要重新定义政治，扩大对参与的想象。“她们把争取抚养权、争取经济自主权这些行为视为理所当然，孩子是自己生的，必须由我来养，她们以为这是母亲的天性， 但她不会把争取抚养权、反抗丈夫娶第二个妻子的过程视为一种斗争。”
增加社区妇女的参与，最基本的是，如何让这些女性重新理解这些参与的经验和意义。
“很多女性不觉得自己的经验是不重要的，不值得一提。”刘素希曾问举办活动的妇女，她们会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不是活动的召集人，但是一步步的问，这些妇女担起了所有的工作：电话联系、订场地、约好主讲人、动员人参加。
“她不觉得自己的经验重要，但是她们突破自己的害怕，把事情做出来，我们要帮助她们看到自己的奋斗。”
刘嘉美，土生土长的香港人，毕业后一直在工运圈子打滚。近几年经常进出马来西亚，第一句学会的马来文是 lawan tetap lawan，相信鸡蛋终会战胜高墙。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