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4年3月底接任卫生部长职位以来，蔡细历在媒体上的曝光率一直都很高，翻阅每一周的官方新闻或国内新闻，几乎都有他。我这么说，并不是要非议部长爱透过媒体做秀，相反的，当代流行病管理，必须借助媒体解说各种防范措施。这几年国内外的流行病特别多，卫生部官员忙于与媒体合作，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不然还可能引发民间怀疑官方隐瞒疫情呢。

相较于前卫生部长蔡锐铭（律师出身），蔡细历的医生背景，让他得以对卫生课题更敏感，包括各种疾病、手术、药物等方面的解说。不过，一个国家的卫生管理不仅这些。卫生部长这几个月开始有点狼狈，正是因为面临压力，主要来自“反医疗私营化联盟”（Coalition Against Healthcare Privatization，简称CAHP）。

单单看管疾病问题，蔡细历医生可说胜任有余，可是谈到像“全民健康保险计划”(National Health Financing Scheme，简称NHFS)这类关乎国家预算及牵涉多方利益竞逐的事务，倒真的有点考验部长的决策能力与政治魄力了。公共政策之拟定必须历经国会与公共舆论的反覆讨论，才能提升公共政策的合法性与合理性，但马哈迪执政时期行政权独大，弱化国会议政机制，全面打压媒体和公共舆论，重创民主决策和权力制衡机制，于是许多重大的公共决策转而由首相署的经济策划单位(EPU)主导。国家的卫生预算与医疗政策也不例外，卫生部往往只能听命于EPU的指示。从国阵分配部长职位的方式以及马华历届党争输掉部长职的人来看，其实不难看出卫生部在国阵政府心目中的地位。国家行政部门之间的预算排挤和竞争，也很自然地让卫生部每年高昂的支出不太受欢迎。

CAHP看准了这一点，去年12月11日召开大型说明会，搜集了其他民间团体对卫生政策的疑问后，要求卫生部长公布NHFS的详情与实施细则，同时也直接致函EPU询问NHFS的顾问身份和顾问内容（Terms of Reference，简称TOR）。

这个课题经常触动卫生部的神经,不是因为它棘手,而是它凸显了卫生部与EPU之间的纠葛，更反映出内阁与首相署之间权限划分的结构性问题。

去年12月14日巡视瓜拉江沙医院时，卫生部长第一次乱了脚阵就是由这个问题引发。面对当时CAHP透过媒体的连续施压以及现场记者提问何时公布全民保健计划细则，蔡细历突然紧张得“失忆”，忘记自己曾经亲口公布2006年将实施该计划(星洲日报，2005/4/24 )，并反问记者：“谁说[NHFS]会在2006年实施？”（星报，2005/12/14）。反倒是EPU，在2006年1月24日致函回应CAHP说：将考虑CAHP提出的制度建议，但是顾问身分和顾问项目是不能对外公布的“机密”。

卫生部长的“失忆”和卫生部的被动，凸显了EPU在卫生财务规划上的主导权。NHFS被列为“机密”，则叫CAHP更担心。CAHP主要发言人Subramaniam Pillay和Jeyakumar Devaraj不止一次表示：“如果连政策内容都无法透明，国阵政府叫人如何相信庞大的NHFS保险费管理也会透明？”

卫生部长第二次乱了脚阵，是2006年2月15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在该新闻发布会上，针对EPU志期1月24日的信件将NHFS列为“机密”一事，进一步追问蔡部长有关NHFS的详情。当时恰逢CAHP发起“别毁了政府医院”（Jangan Musnahkan Hospital Kerajaan）的宣传活动，在北马街头派发两万张传单，以唤起民众关注政府合法化公务员医生下班后赚取外快的政策。卫生部宣称该政策是为了提高政府医院医生的福利和待遇，但CAHP认为这是医疗私营化的一部份，用以卸除政府的财政压力。这些直接跟卫生财务压力相关的课题，让这位部长相当不愉快，当场以不耐烦的语气对记者说：“…既然你(们)知道得比我多，你(们)就直接去问EPU好了…”(当今大马，2006/2/15)。蔡细历部长尝试展示卫生部对该政策的主导权，却再一次暴露它与EPU之间的权责问题。

该记者招待会一个礼拜后，卫生部在2006年2月22日终于“主动”致函CAHP，信中写道：“…经过与多方详细商讨，包括与首相署和EPU商讨，NHFS的顾问内容(TOR)包含以下项目…”。

从以上信件看来，不管卫生部是迫于无奈还是主动向EPU请示，NHFS和其他卫生政策的主导权落谁家，恐怕要看卫生部官员和卫生部长在国会和内阁里的政治魄力。CAHP和其他公民团体若要介入国家医疗政策改革，也得追踪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化和权力消长。

作者简介：新纪元学院讲师，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WAMI）会员。

傅向红

2006年4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