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盟政府设立“希望基”金，被好一些人讽刺，说是他们在野时期“美禄罐文化”（向人民募款）的延伸。事缘有人在众筹平台上发起捐款救国运动，政府于是顺水推舟，为民间自愿发起的筹款运动开辟正式的渠道。而按照首相马哈迪在5月30日的记者招待会宣布，“希望基金”的設立，是为了让爱国者有渠道捐款，以改善国家财务状况，减轻国家负债，达到“救国”的目的。

由政府主动号召人民“捐款救国”，骤眼看会有各种弊端。最起码，这会给人一种国家已经水深火热的阶段，给市场传达一个不良讯号，让投资者产生对马来西亚前景惨淡的预期进而减少投资。明显的例子，是坊间爱拿1998年韩国的捐款运动来作比较，当时韩国遇到的是几十年一遇的金融危机，和今天马来西亚面对的问题有大分别。对设立该基金的批评，《当今大马》报导的“捐款救国到底有什么问题？！”一文说之已详，本文不赘。

我要提出的問題是，身经百战的马哈迪难道不知道推出这样一个筹款运动，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不良影响吗？新政府内人才济济，为达“百日新政”还请来了五位身怀绝技的“老人”组成“长老会”（Council of Elders，也称Council of Eminent Person，当今大马译为“耆老理事会”），难道马哈迪没有咨询过他们？

在这样的前提下，新政府还推出“希望基金”，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认为，单凭官方说法（即让爱国者有正式渠道捐钱）是不足以解释释新政府为什么要设立该基金的。而马哈迪就任以来每一步棋都走得很对，推出“美禄罐”的背后一定有他的算盘。这个算盘是怎样算的呢？

我对政府推出“希望基金”的解释是：非常时期，非常手段。

希望基金的“节流”效果

现时国家面对庞大的债务，而债务是因为政府开支而起。政府要有开支，当然就要先有收入。一般来说，政府的收入来源，一是税收，一是举债。前朝政府推出消费税，是要向广大的民众收税，增加政府收入。

理论上，政府如果可以将收入用得其所，把经济搞起来，那增加一点税收，我们是可以接受的。但，在看得到政府的财政预算案上，我们会发现大部分的政府开支，用在支付庞大的公务员团队和退休公务员身上。

新政府清楚知道过去政府的开支，大部分花在了公务员身上。于是，马哈迪甫一上任，就宣布部长减薪10%，然后再砍掉几个架床叠屋的官僚机构（比如陆路交通委员会SPAD）。不过，部长薪水只是政府支出很小一部分，而不少原本隶属于那些官僚机构的公务员也只会被派到其他部门，不会被裁退。因此，目前的措施，只能说是杯水车薪，缩减不到多少开支。

马哈迪知道，真正要能省下公务员的行政开支，需要更多政府下面层级的人响应减薪。身为政府，要怎么做呢？继续砍官僚机构，或者强势减薪？公务员怨声载道，反风大起，下届大选重投国阵怀抱怎么办？

“希望基金”于是可以起到一个效果，就是让公务员“自发”地把部分收入“捐还”给政府，在效果上就类同于减薪。可不是吗？槟州政府已经带头减薪，把钱每个月固定地投到基金里去。这可能会对其他州政府产生压力（peer pressure），继而跟着把薪水固定地投到希望基金里去。

从这个角度看，“希望基金“是政府另类的“节流”方式，而不只是要筹款“开源”。

希望基金的“開源”效果

另一边厢，马来西亚还有很多看不到的贪污腐败，把原本应该属于国家，或者属于人民的收入，在没有人知道的情况下蚕食掉了。贪污腐败源自于讯息不对称（information asymmetry）。讯息不对称是所谓代理人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的中流砥柱。简单地说，因为代理人（agent）掌握的资讯比托管人（principal）多，他们有极大的诱因去欺骗托管人。

换到真实世界，情况就复杂得多了。复杂是因为涉及的层面广，但是简单的理论同样适用。政府对于人民，政府是代理人，人民是托管人；部长之于首相，部长是代理人，首相是托管人……每一个层级，都有各自的代理人和托管人。代理人如果将讯息透明地向托管人披露，那就不会有讯息不对称的问题。问题就在于，代理人会想尽办法去隐藏真实的讯息，以便可以浑水摸鱼，贪到一笔。

马哈迪曾担任过22年的首相，不会不知道政府各层级的贪污普遍存在，也不会不知道朋党依靠政治关系，榨取了政府和人民很多钱。问题是，身为政府，要怎么做呢？大肆逮捕贪官，恐怕费时费力，穷极十几、二十年都抓不完，而给市场造成的动荡，只会更加剧烈。

于是，我大胆地推测，政府设立“希望基金”的其中一个目的，是要官员（当然只一部分）自发的把涉及到贪污得来的财富，交给政府。从这个角度看，“希望基金”是一个“开源”的方式。这点，比上面提出的公务员减薪较难验证，就看财政部长会不会披露捐款者的细节。

新政府上台以来，几乎每天有新动作，国家局势瞬息万变，非常好玩！我用上一些经济学法门作出以上推断，看来可以推得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