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隆坡市长选举的提议，让沉寂已久的地方选举议题重新回到了大众视野。

回顾历史，1964年下半年马印对抗期间颁布的紧急状态令，实质上暂停了1965年和1966年的地方选举；而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的颁布，更是让我国的地方选举画上了句点。

地方选举的长期缺失，无疑剥夺了我国人民对地方政府的问责权。恢复地方选举，不仅是归还民众“第三张选票”，更是回应与解决地方民生问题的重要制度工具。

市长掌握市政厅运作、公共资源配置、执法体系管理及整体行政领导等重要地方权力；而市议员不仅是地方政策的制定者、反映民生问题，亦承担监督官僚体系及参与发展项目审批的重要职责。

当这些人的政治生命源于选票，其自然必须高度回应民意；反观当下，地方官僚既不直接面对选民，也缺乏选举所带来的问责压力，其政策取向与执行方式，往往容易与基层社会的实际需求产生落差。许多官民冲突的根源，正源于此种“有权无责”的制度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