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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的故事


    (更新:)

    【可及之处】

    “说故事,是为了展露意义,但不要犯下去定义意义的错误。”——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

    约二十人高举点燃的火把,让广场一角通红发光。一群穿着军装,头戴钢盔腰繫军用水壶的年轻男子,荷枪执棍地往对峙的示威人群冲去,那前头拿着横幅布条的两人被推倒在地上。

    火把冒着呛人的浓烟,模煳了众人的视线,只听到一声惨叫。突然,两名穿着印有“PRESS”字眼黑背心的人从另个方向快速奔往两群人马之间,闪光灯此起彼落地闪烁。韩国国旗四处飞扬,最后是两排的高中学生高举竹树,并行地缓缓绕场。

    进入历史的瞬间

    2007年5月17日夜晚,我和章永佳靠着交通圈喷水池站立,目睹这戏剧性的历史表演活动。我们读不懂布条及纸牌上的字(除了“518”这三个相连的数字),也不明白多项充满象征性的行动,再加语言上的障碍,我们其实不清楚当晚是去参加什么形式的纪念活动。

    不过“518光州民主化运动”却是以这种充满感染力且生动的“重现”,让我俩被动地,以一种超越了知识与理性的体验,进入了历史的瞬间。

    当晚的喷水台没有喷水,许多出席者挤满这以圆环为中心的广场。老人背着孙子,妇女与孩子席地而坐,或站或坐的人们洋溢着近乎节庆般的激动情绪,但现场却还有种召魂般的肃穆气氛。这种非比寻常的气息深深烙在我心里。

    三月初抵达光州参与艺术驻地的章永佳,两个星期后就透过网络聊天室寄给还身在马来西亚的我,一张黑白旧照片:从高处往下拍的镜头,以一大街及两边高楼建筑物作为背景,焦点就是这喷水台,万头攒动的民众有序地层层围绕着它举行集会;喷水台同样没有喷水,最高层站有数人把一面巨大韩国国旗展开。

    摄下这张照片后两天,戒严军就开火屠杀学生及市民。章永佳传给我的这张照片是1980年5月16日,光州市五万馀的大学生和市民聚在全南道厅前、锦南路的圆形喷水池举行“民族民主化盛会”。

    还没出发去韩国,我就记住了,这为光州沉痛迫烈的现代做证言的活生生历史现场。

    两个局外人的眼光

    在这里,我想把那时我们分隔两地,在网络聊天室的对话载录在下。没想到这段对话,随即成为一种隐喻、一个方向,它缓慢却有力地塑造了一种跳脱性的局外人(外在)眼光,让我俩往后不断叩问自已(内在)身份认同的焦虑。

    “章永佳:我刚造访518国家公墓回来。那里很平静,但我在那里却感到哀伤,尤其是当我看到墓碑上的照片时。

    我:全部被杀害的都被埋在那里吗?

    章永佳:我不确定。那里只有200个墓碑。这个公墓是事发很多年后才新建的,一些罹难者重新被移葬这里,因为当时死了太多的人,所以匆匆埋葬了。没有人知道当时真正死了多少人。

    章永佳:至少在这个国家公墓里,这些罹难者将被韩国人视为英雄来记住。希望这会是永远的。

    章永佳:我也看到很多墓碑上是没有照片的,只有韩国国花的图像。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或许是他们生前没有拍到任何照片。我不断重拍那些墓碑上的肖像照片,拍了很多,拍到我的相机记忆卡都满了。

    章永佳:我很开心自己有这样的感觉。

    我:什么样的感觉?

    章永佳:感觉到自己对这些人的人生很好奇。在那里,我也想到我们国家的、我们自己的513。尤其是看到518的罹难者如此被重视,相对会觉得失落。

    我:上星期你第一次听到518时就很激动地打电话告诉我,应该是让你联想到513了。虽然我不是很瞭解,不过,我们的513和光州的518是不一样的……

    章永佳:但我们513事件及受害者还是不清不楚的……

    我:我们的513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公开讨论。

    章永佳:是的,只有在我们换了政府,换了另一个政党来执政才有可能发生。”

    韩国光州518国家公墓

    变天的那一夜

    那一夜在火车上,一端是居于老家的父母忧心我的火车逐渐驶往一暴动的火城中,另一端是吉隆坡的丈夫忧心我的火车抵达时将困于火城中央。他们都在为我谋划着逃跑的路线及避难的场所,不断发简讯更新他们的对策。

    在黑暗中、在雨中的火车,坐满了人。青少年专心用手机玩电动游戏,跷起二郎腿的中年男人在吃饭盒里的晚餐,年轻夫妻轻声哄着怀里要睡觉的婴儿。车箱前方牆上的电视屏幕里正放映着非洲大草原上的动物纪录片。

    我想像着,那些计票中心不断跃升的数目字以及双方的得失议席和州属,还有政党或政治人物的蠢蠢欲动。黑夜中的人心到底会滋生出何种幽冥之物?如果此城燃烧,这列车将会有什么样的命运?而我和火车上的这些看似毫无关係的乘客将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共同体,彼此结下何种缘份?若平安抵达,那暗闇中的意象就不断退缩至无影无踪,这就仅是一趟平常至极的火车班次吗?

    大家抵达后下车,擦身而过,谁也不记得谁。我为刚才的假想窃笑,拿起行李奔向车站外焦心等待的章永佳。

    2018年5月9日深夜,回到家里向两人父母致电报平安后,我就坐在熟悉的书桌前继续上网查阅大选最新选情(1)。超现实的胜利逐渐扩大落实,我对即将的变天感到兴奋的同时又强烈不安,疲累中一股像是被人当面啐了一口的屈辱感却突然阵阵袭来。

    我只是尽公民本份去投票,虽然有试图说服曾是公务人员的父亲不会(别怕)有人对投票者的选票作身份记号。我并没有煽动或抗争些什么,可我为什么还会害怕?而根植于心的恐惧为什么又会让我感到可笑感到屈辱?

    以文学的语汇来论述历史是有风险的,这一点我很清楚。不过,我还是选择以说故事的方式来叙述、来捉住这稍纵即逝的时代情绪。

    “513”的历史牢笼

    每次大选前,执政党及父母都会以“513”来告诫我们要谨言慎行。从选举前的囤积米粮于家中,还有要投选让国家安定的政党,到选举完千万不能高调庆祝些什么,这些都算是所谓的谨言慎行。

    70年代出生的我们,是透过这种“后记忆”(Postmemory)的方式来认识发生在1969年5月13日的“513”。但这被官方定位为第三届大选后的种族暴乱事件,多年来官方态度却是讳莫如深,而民间除了噤声外,却让事件许多空白处在窃窃私语中自生了血肉。

    大多数人不识得暴力死亡,但经历过的人或许会识得它的样貌和气味,更识得它留下的那种惊慄,并不自觉地把其传承下去。我们上一代多数人打从心底相信,可以靠着遗忘与服从,换取他们所认为的美好生活。

    可是他们忘了,取决于血缘的“我族”、“他族”早已成了一抽象名词爬上了宪法,并树立天然的屏障。这种不受制约的权力,越是加剧了生活的不安全感。

    “513”,何时在我们的心中变成了一个词汇、一个形容词?又或是某些降灵会的唸咒?它的笼统、它的模糊,让人感觉好像在某种历史定律中,总逃不出它的控制。因此多年来扼杀了一多权力中心的政治体制的建立,更扼杀了对这片土地浑然天成的多元的欣赏及崇敬。

    我不愿意承认,其实真正扼杀的,是人的尊严及之间的信任。

     找回悲伤及叙述的能力

    他两度张闭口后就竭力紧闭双唇,似乎要把某些话硬吞回肚里,脸因用力过度而扭曲,眼镜下的双眼也因此挤成一条线,线上似乎闪着泪花。

    在座谈会问答环节中,一名健壮敦实的老年出席者语调温和却清晰地道出,他50年前还是马来亚大学的新生时,5月13日傍晚本是去参加新生欢迎会,却被召集到与大学相连的马大医院去捐血。当他叙述到在医院里看到许多像他现在的女儿一样岁数的年轻人时,嘎然而止。

    全场静默等待。沉吟良久,深深吸了一大口气的他,并没有继续说出他看到什么。重新开口的他,突然像要把全身压抑的力气掷往另一方向,握紧拳头哑声激动地表示:“我们这一代人允许这发生的!50年来我们允许种族和宗教的议题完全支配我们的生活。我对我的女儿说:‘你和你的朋友要的是什么样的马来西亚?今天马来西亚是你们的,是由你们来决定的,你们要勇敢、要挺身而出并承担责任!’”

    2019年5月18日在吉隆坡举办的座谈会“513的记忆”(Memories of May 13th)邀请了三位著名的学者:一是《513:1969年暴动之解密文件》的作者柯嘉逊,还有历史经济学家林德宜(Dr Lim Teck Ghee)及社会学家黄永宝(Dr Diana Wong)。当晚座谈会结束后,萦绕于心的不是学者们谈的阴谋论还是和解论,却是那位老人所说的和他没说的。

    今年的五月特异常。突然,每个人都有故事要说,要大声说。

    一些民间团体在这个五月举办了系列513事件50周年活动,有公开的座谈会、研讨会、分享会、纪实影片放映会以及公祭仪式等等。国内数家主流媒体不但以专题图文的方式报导,还有採访多名罹难者家属及目击者的影片同时透过互联网广播出来。

    其中网媒《当今大马》更透过爬梳5月13日的事发经过,以一小时、半小时、10分钟、5分钟之隔来让读者走入当天时光隧道,重返50年的案发现场--吉隆坡的街道上。不同的地点、人物在时间线上的叙事中交会,提供了另一种对当时时间、空间的思考,让事件彷彿逐渐堆叠成一具细节的有机结构。

    几天的叙述下来,我听到了火水桶声、手鼓声、枪声、摩哆声,嗅到了大家都记得的烧焦味道。有砍死的、有绞死的、有击毙的、有烧成焦炭的……那一天,被释放的愤怒从何而来?!手起刀落。仇恨烧红了眼。失序的一夜,好像只有互相吞噬才能终结仇恨似的,但却没有人说得清那是什么样的仇恨。从无名的报复欲带来了道德上的混乱,所有人都可以理直气壮。

    叙述者们大都强调,多年来没向他人说过自己当日所目击的,甚至不重返目击现场。但为何是50年后的现在?

    我想起了和章永佳于2007年在网络聊天室的对话。在光州的他说/写道:“是的,只有在我们换了政府,换了另一个政党来执政才有可能发生。”

    今年的五月特异常。大家都找回悲伤及叙述的能力。

    影片中的男子指着面前的墓碑说:“这是我9岁的大姐。”接着走到另一排的坟墓指着其中一个说:“这是我8岁的大哥,另一边那个是我7岁的二哥。”

    50岁的郑联君出席5月11日的“513墓园公祭仪式”时讲述: 1969年5月13日晚上,亲友聚到家里为他庆祝弥月之喜。后来一群暴徒将他们锁在屋内纵火,结果8名亲人因此丧生火海,7名侥倖存活下来,他是其中一名,当时母亲是把他放在桶内以木板盖住才没被浓烟熏死。8名死去的亲人都葬在这里。

     公共政治性质的记忆

    影片中的513墓园,曾经是一个藏在麻疯病院后山树林里埋葬513事件罹难者的地方。2007年,具历史价值的麻疯病院东院被迫拆迁,让许多前去勘察的文史工作者进一步发现了后山的坟场。

    那年7月,刚从光州回来的章永佳和我,就循着文史工作者的指引,虽历经一连串的绕路及迴转等,最终踏入那像荒凉遗迹的墓园。

    墓碑具统一格式,只有逝者的名字及逝世日期(主要是5月13日至15日),一些墓碑上刻着“身份不明的华裔”(Unidentified Chinese)。当时已有一些罹难者的坟墓被家属寻找到,并改造成符合华裔传统习俗的墓碑,安放了逝者的肖像照。

    只有一个墓碑,整个被涂上红漆。但更多的坟墓,是无言又无“脸”地在等待,等待找回悲伤及叙述能力的人们前来。

    根据《记忆的伦理》的作者阿维夏伊.玛格莉特(Avishai Margalit)的观点,记忆必须在公共空间中有自由交流,才会成为分享的记忆,因而成为一具有公共政治性质的记忆。见证者虽然只能拥有对过去的局部的、零碎的、不全然可靠的记忆,但只要叙述出来、记录下来,流通到公共信息的交流中去,就都会成为有用的历史证据。(参见徐贲《人以什么理由来记忆(增订版)》 )

    那一天,章永佳也不断重拍墓碑上的肖像照片。事隔11年后的2018年,他在五月大选前创作的《两个五月的故事》(Twin May Stories),就以韩国的“518”来映照出自己内心的“513”。

    章永佳以水墨方式在折子本最后一部分画作中,书写道:“现在假的将来会是真的。(What is now false will in future be true.)”。

    以此,献给未来。

    章永佳作品《两个五月的故事》(Twin May Stories)的局部,顶端第三张大图为完整作品之貌。此作品2018年5月于光州展出,2019年5月于吉隆坡展出。 

    注释:

    1. 2018年5月9日是马来西亚第14届大选,由第4任首相马哈迪所领导的反对联盟希望联盟在国会下议院222个席位中赢得113席,以简单多数优势胜选变天,终结巫统与国民阵线执政联盟自独立以来61年的政权,也是马来西亚联邦政府首次的政党轮替。另外,93岁高龄马哈迪二度担任首相。 


    张敏华,毕业于台湾大学社会系且不断跨界的文字工作者,曾任职专题记者、助理编辑、社区公共(空间)艺术专案筹划人员;以文史出发,参与多项社区艺术计划以及视觉、表演艺术创作计划。

    编按:本文原是作者为韩国光州出版的小志《五月人民游行》(People's Marching in May)而写,其中收录有关韩国光州518事件和马来西亚吉隆坡513事件反思的文章。该小志拟于2019年12月出版,出版者为FLUXUS。

    谨此感谢作者和FLUXUS允许先行转载本文。本文有部分小标题为本刊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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