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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国(母亲)在何方:建国前后砂华文学的认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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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书海钩沉】

    我们不是候鸟

    我们永不离开

    最最亲爱的土地

    为了她明天的幸福

    我们誓言

    把我们的青春和力量献出

    ──节选自田思〈我们不是候鸟〉,写于12.9.1987。

    1. 告别与替代认同的建构

    “砂华文学”这个名称最早见于50年代。那时反殖反帝气氛严峻,东南亚各地纷纷争取独立或自治,砂拉越华文文学自然脱离不了当时的政治与文化氛围,尤其是砂拉越左翼报纸与刊物十分蓬勃,无论是报纸副刊或文学创作都具有浓厚的左翼色彩,作家们关注边缘人物、低下层人民以及劳动阶层等弱势群体。

    读田农所编《马来西亚砂拉越战后华文小说选(1946-1970)》,便可清楚看出50、60年代文学关注的对象、创作理念以及它所反映出那时代人面对的思想意识与精神状态。特别是在砂拉越独立前后时期,如何处理“认同的选择”,“回去”或“留下”着实困扰着不少知识份子。

    那是“北归”思潮热烈炽长的年代。不少年轻人受到“祖国”的召唤,欲北上回去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但也有一些年轻人开始反思,究竟自己所认同的“祖国”和“母亲”是谁?

    一如巍萌(魏国芳)的《可怜的孩子》,小说中描写18岁的阿牛在收到来自彼岸的信后,在北归与热爱自己土地之间挣扎,最终选择留下来。

    认同的纠葛,正是意识主体建立的起点,这当中重要的工作,是要处理自己和这块土地之间的关系,而连接的问题是:该如何认知?如何宣示相互的关系?这时候,人们的感性或许比理性意识起更大的作用,探索与土地的亲密性也意味着本土意识的滋长,而一旦确立了祖国对象的认同,告别便成了一种必要的仪式,才能清楚安顿“北望”的心理和精神向往。

    60年代“大马计划”的合并,更是增添了认同的困扰,不少东马人在合并中感受沦为二等公民的屈辱感,虽说是脱殖,实际上却是揉杂创伤的独立。一直到今日,砂拉越人对“马来西亚”薄弱的认同,更加强他们对地方的存在感以及地方依恋。

    “地方”的依存感寄托着浓厚的“乡土”意识,这个乡土可以指向砂拉越,又或婆罗洲。在砂拉越,文学中的乡土意识,不仅仅只是对地方历史记忆的整理或纪录,又或是通过人、景和物来建立所谓的“在地知识”(local knowledge),它的深层意义恐还包括对“马来西亚”的内在抗议,因此须弱化与转化政治上的认同,找到另一种安身立命的替代方案。

    于是“犀鸟之乡”成为独特的心灵和精神图腾,在无奈被推进建国与合并的强制性认同中,找到自由呼吸的空间,成为写作人“替代认同”(alternative identity)的精神寄托所在。

    读田思《砂华文学的本土特质(评论集)》,以上的思绪纷至沓来,似乎无法轻忽略过。

    二、“书写婆罗洲”为主体式的书写认据

    在这部评论集中,“书写婆罗洲”是贯串整部书的主要书写理念。田思在书中说明“书写婆罗洲”的原意是出自一种有卖点的文学书写策略或阅读位置,但我认为这恰恰是建立砂华文学身份认同的书写方案。

    文学的身份认同,向来和政治、历史及文化有多重的交涉,不容易被厘清,而作品本身往往是最好的认证形式。“认证”(identification)需要经过特定的程序,例如必须先进行领域范围的认据,再宣示某种主体形态,之后再提供一定的书写方向,例如应该写什么、反映什么。扼言之,“书写婆罗洲”即是一种主体式的“书写认据”(claiming for write)。

    有趣的是,当书写认据遇上不同的美学观念,对于婆罗洲的书写即发展出多元的书写形态。婆罗洲作为文化认同的乡土,会面对书写者抽离和贴近两种不同书写距离的态度。

    简单来说“婆罗洲”作为“原乡的想望”和“生活场域”所投射出的共存与共生感,将反映不同的书写态度。这不必然直接就是美学意识的差异,而是涉及“乡土”是“回家”的途径抑或“在家”核心现场不同的认知方式。

    这也迫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所谓旅台作家“扭曲了婆罗洲的真实面貌”的文学价值判断,究竟如何把问题转换至──藉由文学创作提出对“真实的”或“想象的”婆罗洲的思考与反思?“婆罗洲”是一个单数或复数空间的存在?

    由此,我们看见两种回然不同的文学姿态,可是巧合的是,两种书写认据都有共同的指涉,即拒绝承认“马来西亚”以及提出对“马来西亚”国家建制的批判,像李永平就不承认马来西亚,而是认同于婆罗洲。

    因此在砂拉越,若论及“本土”,不像在西马,直接就举出马华文学或马华文化,它会牵引出“谁的文学”或“马华文学”包含了谁、排斥了谁的复杂问题。

    砂拉越学者吴诰赐在〈中文《海豚》中的砂拉越本土认同〉文中,曾表露非常直接的态度,他引用Daniel Chew看法指说:“认同是一个社群对一片土地、政体或生活圈子的态度、看法及情感,它是理性与感性的融洽。本土,指的就是婆罗洲,或在本章中所指涉的砂拉越。本土认同或意识,基本上是反殖民主义的,它可以是殖民主义瓦解后所出现的新主体”。

    田思在书中的“本土”更强调文化自觉,尤其是珍惜婆罗洲的“多元性”,如他所说“多元民族、多元生态、多元景观”。在这当中,如何表现与原住民之间相处的友族的爱以及绿色雨林,是两大主要的课题。而“超越族群”亦是“书写婆罗洲”的一个特色。

    田思在文中把“书写婆罗洲”的实践也视为一种文学运动。书写实践从雨林、饮食、草木、原住民等,有意从不同文化的递嬗演变,传达砂华华文文学中不同于西马的文字与文学传统,并以区域性文学的差异,加强砂华文学的本土特色,形塑出书写婆罗洲的本土文学聚落与社群认同。

    从“书写策略”、“书写认据”到“文学运动”,实际上可视为本土认同建构的过程,赋予了“书写婆罗洲”丰富与多元的指涉与意涵。

    田思的本土特质的勾勒,无论是自然雨林或山水、小镇风光与人文风俗,抑或地景或街巷故事等,同步在形构婆罗洲或砂拉越的在地知识。如前所言,书写认据在划出一定的界限范围以后,需要填补本土知识内容,才能提供读者“指认”渠道,感受其内含的历史与文化意义。

    如此一来,“书写婆罗洲”可以即是文学的,也是文化的,甚至也可以是政治的。它可以是在地的文学聚落,也可以是不在场的离散场域。它是开放的文学书写系统,也是多元的认同社群。如此的婆罗洲,才能形成多方对话的文学与文化书写空间。

    完成于2013年9月16日

    (马来西亚日。前马共总书记陈平逝世。)


    魏月萍,马来西亚苏丹依德理斯教育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关怀为思想史、新马历史与文学。著有《晚明儒者的三教合一论述》、《马华文学批评大系:魏月萍卷》; 合编《东南亚与东北亚儒学的建构与实践》、《重返马来亚:政治与历史思想》。

    编按:本文原题为《告别与认据:砂华文学的聚落与离散场域》,为田思《砂华文学的本土特质(评论集)》一书的序言,段落略有调整。本文获大将出版社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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