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关养生】
1847年，上西里西亚（Upper Silesia）先发生水灾，然后是旱灾，接下来是飢荒。紧接着同一年的冬天，一场传染病施虐，死了超过六千人。
上西里西亚现属波兰，普鲁士在1742年从奥地利哈布斯堡皇朝手中夺得西里西亚，虽然普鲁士在十九世纪初开始推行改革，但这没有带给上西里西亚太多的变动。
上西里西亚还是保存着说波兰语的传统，新移入的德语人口挟着“殖民”政府的实力，很快就佔据经济上有利的位置，也把原本的居民推向社会边缘。
政治与医学知识结合
随着疫情夺取更多人命，普鲁士境内，尤其是柏林的舆论开始施压，因此普鲁士政府决定派遣一支队伍，于1848年2月到上西里西亚实地调查。
其中被派去一名医师是27岁的鲁道夫菲尔考 (Rudolf Virchow)，任职于柏林慈善医院（Charité），虽然刚靠获医师执照四年，但已显露医学天分。
菲尔考最终活到81岁，亲身经历过从普鲁士到德意志第二帝国成立的年代。他被称为德国医学教皇，是把西方医学中心从法国转移到中欧德语世界的最重要推手。
他将会是德语世界医学历史里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但是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医学只让他成为半个人。经历1848年调查上西里西亚疫情及同一年的欧洲革命之后，他在一封写给父亲的信里说：“当政治及社会信仰和我的医学知识结合之后，我总于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十九世纪时英国工业革命传播到德语世界，包括普鲁士的柏林（德意志后来到1871 年才统一）。菲尔考并非出身于富裕家庭，迁移到柏林求学及工作的日子，在经济上很困难，当时就写过:“这种异乎寻常的无产阶级化，让我寻求其原因。”
被忽视的健康社会因素
1848年2月菲尔考来到了上西里西亚，三个星期后他发表总结报告，一共有一百九十多页。
他描述那个穷困又被柏林中央政权忽视的地方，也表达了个人的主观感受。他说那是个极其匮乏的地区，人民（世代住在上西里西亚说波兰语的人）的教育及文化程度异常低落，没有良好的工作及生产力，多数人沉溺于酒精及失控的滥交，没有人注意卫生，也没有人对于节俭或规划未来有任何兴趣，因此对于那里社区及其居民没有正面的评价。
虽然主观上他对所看见的一切感到厌恶，但其报告紧接着就用医学冷静的观察来分析疫情的状况。他描述病患的症状，也测查居民的住屋（非常拥挤），卫生条件例如排泄物处理不当，经济条件落后及匮乏的饮食习惯等等。
他解剖尸体后，下了传染病的诊断，当时的结论是伤寒。然而菲尔考很清楚的指出虽然被感染的人死因是伤寒，但这不是导致这场悲剧的唯一或最重要原因。
他在报告里指出飢荒可以导致人民容易受到感染，而上西里西亚这些被边缘化的居民，由于居住及经济条件落后，导致本来应该只是一场风土病的伤寒演变成一发不可收拾的夺命大瘟疫。
菲尔考所说的，就是今天我们都知道，但却又忽视的健康的社会因素（So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批评阶级压迫及文化歧视
菲尔考在报告开头就分析上西里西亚在普鲁士王国里的特殊之处：虽然下西里西亚几乎完全被德国化，但上西里西亚却不然，这里的人民依然说波兰语及奉行波兰文化，然而中央派遣过来管理这片有丰富矿物的土地的官员，都是来自德国文化世界的德国人，他们刻意忽略基本交通建设，导致此处和主流地区被切断。
德国文化贵族及天主教会让这些原本居住在这片土地的波兰人活在主流之外，继续让他们匮乏，给予和他们文化脱节的教育和依靠当局施捨来过生活。
在经济活动上，这些人民继续被当作农奴，活在贵族及资本家的控制之下，这些资本家往往把一些社会主义及政治自由派要求当局帮助穷人的呼吁，当作一种会让人们继续依靠拐杖而不求进步的坏措施，因此拒绝施予援手。
菲尔考痛斥由中央政府一手造成的阶级压迫及文化歧视，导致这场当代普鲁士和平时期的最大悲剧。他毫不客气的痛批政府政策，同时在报告里也开出一系列政府不欢迎的药方，这注定他会和保守派永远对峙，至死方休。
民主带来解药
菲尔考的首要呼吁就是完全和无限制的民主，尤其是在上西里西亚这么特殊的地区，他强烈批判中央边缘化当地人。
菲尔考认为上西里西亚的人民应该获得民主，而所谓的民主就是地区完全的自治权，让他们能够以自己的文化及语言来教育当地人，最终受过教育的当地人将担任起在当地施政的重任。
菲尔考认为这场瘟疫的核心问题是飢荒、无知及奴役 ，而民主带来的解药将是财富、教育及自由。
民主是菲尔考为上西里西亚设下的理想和目标，那么实际执行应该要如何？他建议改变上西里西亚的税制，需要对富人课重税而非压榨穷困的农民，把行政从天主教会及中央政府的控制中释放出来，让上西里西亚的人民自治，允许波兰语成为教育媒介，以及政府有义务把当地的基本设施做好，例如交通、房屋和水供等等。
他强调，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教育，而教育成功后就会有两个女儿，就是自由和财富。
医学其实就是政治
1848年他回到柏林，几天后柏林革命就发生了，菲尔考也到街上和人民一起为自由及建立共和并肩作战。同时他也呼吁医师跨出医药界，加入改革的行列，因为医学其实就是政治。
“流行病不是明显的指向社会的多项匮乏吗？精神病症大流行也是因为社会因素引起的。”菲尔考如是说，医药无法脱离社会，医治疾病无法不通过社会改革来达成。
1848年7月，他和友人发行第一份《医疗改革》周刊 (Die Medizinische Reform) 。菲尔考在创刊里写下最为脍炙人口的一段话：“医师是穷人天生法定的委託人，大部分的社会问题都属于在医师的权限内。”
此周刊发行的一年间，菲尔考多次呼吁给予劳工和资方同等权利，全民免费就医和教育，保障因工作而残障的工人等等。他坚信国家的存在就是为了保护私人财产，绝大多数普罗大众的唯一财产就是他们的劳力，而劳力取决于个人的健康，所以每个人都有权利健康地活下去，这是国家无可旁贷的责任。
1849年3月，随着菲尔考越来越激烈的呼吁，加上保守派夺回政治权力，他被剥夺了在柏林慈善医院的教职，过后离开了柏林。
同年7月，医疗改革周刊停刊，在最后一期里，他写道：“医疗改革一定要涵盖科学与社会的改革，此周刊的目标是教育所有人，让每个人都能站起来为全体人类而斗争。”
医疗历史学家希格里斯（Henry Sigerist）如此评价菲尔考及1848/49年的医疗改革：“医疗革命以失败收场，因为这是由中产阶级自由派医师为普罗大众而推行的革命，然而却没有足够的平民做其后盾。”
科恩（Ferdinand Cohn）是和菲尔考同个时代的德国医师，后来成为细菌学家，当革命失败时，他如此说：“德国死了，法国死了，意大利死了，匈牙利死了；没死的是霍乱和军事法庭。”
“医学是一门社会科学，政治只是尺度更大的医学。”
曾经有史书如此评价菲尔考的上述言论，认为他通过一个隐喻来观察及了解社会。
给话望生的未过时药方
一百七十年过后，在话望生我们看到十多条活在主流社会边缘的原住民人命被夺走 。血淋淋、活生生的悲惨现实，告诉我们医学最终就是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而非隐喻。
菲尔考百多年前的那一百九十页的报告，一点也不过时，我们甚至可以说，菲尔考当年彷彿已经来过话望生做调查。他开出的药方一点都不过时，而且是走在时代的前头，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吞下这些苦口良药？
翁诗钻毕业于马大医学系，和死神拔河第二十三个年头，深感生命朝夕无常，对医学没有幻想，只能脚踏实地赚一份薪水。但愿以后墓志铭上刻的是——一个曾经医治过人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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