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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动知识经济,教育权应下放州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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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永泰  |  观点

    【读者特约】

    若马来西亚欲迎头赶上世界,那下一个阶段的经济成长须由知识主导,而非资金主导。1970年后推行的新经济政策透过经济集权催生庞大的中产阶级,然而,若马来西亚要摆脱中等收入陷阱及较公平地分配经济蛋糕,促成知识主导型成长,决策权必须下放。

    经济政策及金融体系之外,教育制度的改革亦是当务之急。

    教育素质低落

    马来西亚的教育系统既无法良好传授学生基本技能,如阅读和数理能力,也无法让有天份的学生在学术上充分发挥其潜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展开的中小学生基本技能跨国调查的得分显示,马来西亚教育素质的低落并不正常。

    在2012年,经合组织调查的65个国家当中,马来西亚在数学、阅读及科学的排位分别是52、59及53,与泰国(50、48及49)、智利(51、48及47)及墨西哥(53、51及55)不相上下。

    然而,这四国政府在2011年的人均教育开支(按购买力平价调整后(PPP)的2011年国际美元计)却大相径庭:马来西亚PPP$1307、泰国PPP$701、智利PPP$860及墨西哥PPP$832。

    马来西亚的教育经费远超过泰国、智利和墨西哥,成效却在伯仲之间,其实显示马来西亚的教育系统存在严重的问题。

    内容因应政治需求

    由于教师薪俸不与绩效挂钩,反而有终身保障的铁饭碗,马来西亚教育制度面对教师能力与问责的问题。除此之外,所有接受政府辅助的学校还面对课程纲要的问题:由于联邦政府把课纲水准定得低,因此在全国考试获得全科特优的学生数目连年增长。

    另一个问题则是,国家拟定的课纲当中的许多科目都是应政治需求而生。这意味着学校缺乏时间和资源来好好地教授数学、阅读及科学。譬如,一些学校的学生得学习三种语文、接受宗教教育及上许多堂有关马来西亚历史及社会的课。

    怎样的社会、经济、政治体制最适合马来西亚,国阵自有“马来人至上”等叙事,而教育课纲就是为了让这些叙事占据人心而设计。

    这些出于政治动机的课程培养学生来复述当政者的钦定观点,而不是教导他们如何批判检验这些观点。学校课纲的政治化意味着马来西亚学校的整体氛围是“依循正统”,而非推进知识主导型发展所需的批判思考。

    学校课程应多元化

    马来西亚的教育制度在国阵执政的60多年间经历了多次的系统性改革。每一次改革都引起争议,也都无法提升一般学生的水平。反之,每次系统性改革过后增加的只是学生的数量,而非教育的素质。

    若要学校改革卓有成就,就得先接受一个事实:每个家长对他们孩子的教育皆有不同的想望。要尊重家长的期许,马来西亚必须将公共学校的课程多元化。而增加课程的多元性,则需在三大方面下放权力。

    首先,所有学校皆须有相同的核心学术科目,并确保这些科目有充足的时间和资源以推行优质的教学,同时,每所学校须在剩余的空间里,允许学生自由选择学校提供的其他科目。

    比方说,如果教育部要求所有学校提供相同的核心课程是马来文、数学、阅读及科学,那么学校本身则可在与当地社群商议后敲定其他科目如马来西亚历史、世界历史、宗教及地理的课程比例。

    其二,监管学校的权限应下放给州政府。州政府可以推介教师奖励金、批准设立各类型的公共学校以及展开各种教学方案的实验。

    其三,公共教育拨款也理应下放。政府应该每年给每名学龄孩子发出教育券。孩子的家长可选择课程最适合自己孩子的学校,并在那里兑换教育券。易言之,孩子去那一所学校就读,一定数目的教育资源就跟随他到那里。

    检讨新经济政策

    教育制度改革的成功取决于完整的改革配套,而非单一改革措施。这里提出的三大去除中心化建议只是最基本的改革步骤。若要提升公共学校的教育素质,就得同时推行这三大去中心化改革。

    其他基本改革方案,包括制定能奖掖优质教学及创新学校管理的绩效薪俸及升迁制、有效的师资训练、扩大偏远地区孩子到住宿学校就学的机会,以及为贫穷学生提供营养餐。

    同时,政府有必要放宽设立及经营私立学校的限制,以便它们可以成为判断公立学校表现的指标,以及让学生—尤其是高等教育阶段--有更多的选择。

    教育制度改革(乃至一般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于检讨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与让马来西亚社会经济体制精益求精的目标,两者并不相容。

    这项政策并无法培养出符合21世纪重点行业和领域需求的世界级人才,亦无法凝聚马来西亚所有的脑力以生产知识,或将马来西亚打造成区域知识与创新中心,以吸引世界级人才到马发展。

    若要挣脱中等收入陷阱及降低收入的不平等,就得摒弃20世纪新经济政策下的集权导向公共政策结构。


    胡永泰是双威大学的谢富年东南亚研究中心主席及杰弗里萨克斯永续发展中心主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并为复旦大学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客卿学者。

    本文翻译自2019年3月27日刊登于East Asia Forum的英文文章"Decentralising Malaysia’s education system”。作者原拟之中文标题为“马来西亚教育制度:权力要下放”。本刊权衡后改动之。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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