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洪梦兰

中国文坛代表人物之一的巴金，与疾病作长期斗争终于与世长辞了。中国在悼念他。世界各地的文人在悼念的同时，总忘不了非议中国当局，意在中国之大，却容不了一个老人，民主有问题了？

我国文坛，虽没有见到具规模的纪念活动，但在零散的文字中，却可以感到基调也离不了民主的是是非非。这种只代表一部分人的感慨，超越文学的范围，扯到政治上去了。把文学同政治联系起来，也许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如此，与其非议别人，倒不如首先把眼光投射到我们国家的现实中来，看看我们自己的民主又如何了呢？我们的文人有享有多大的民主？有幸不幸，巴金得享天年，与中国政府的照顾分不开；此地的文人则连合法的地位也得不到承认，对比“国家文学”，华文文学不过是私生子。假如巴金活在这种“民主”的国度里，肯定地不但不可能享有那份国家给他的荣誉，恐怕死无葬身之地呢。

有条件的独裁

我国文人不满现实，要求自由与民主，这确然没有错。但是，民主与自由总是寄生于特定时空间之中的东西。刚卸任的国家强人说过一番肺腑之言，承认他的政府实行的是“有条件的独裁”（引自报章他说的话），因而就是适合国情的“民主”。请注意，这里他明明指出，民主是长在独裁机体上的东西，两种互相矛盾的东西合在一起了。说到底，这也没有错，而且为经验之谈，没有一点装腔作势。他给我们某些梦想哪“人性的”、“永恒的”、“纯粹民主”的文人和知识分子上了很有益的一课。

不过，这个强者之言，只说了一半，另一半他没有说，或不便说吧，话一说到头，就像警察不管三七二十一，强令女扣留者脱光衣服教训一顿那般的光秃秃，以至沾污他的光环。这个“有条件的独裁”，也就是那种叫做民主的东西吧，外表有双重的掩盖物，一叫做族权，二叫做神权，在当今宪制下“神圣不可侵犯”的这两层东西，是用来保护在朝大垄断集团不可侵犯的特权的非常灵光的武器。华文文学一不符族权标准，二不符神权标准，也就是说不符“国家”的框框，靠边站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这就是民主，或者说“有条件的独裁”也是可以的。

我国的文人反对这种民主，是反对对了的。但他们唱的却是过时了的资产阶级老祖宗的“自由、民主、博爱”的老调；同出一个老字号，自己反自己，无论怎么反法，也反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这是相信了西方抽象的民主概念的过错，也就是没有时空观念之故。

民主认识有过程

民主这东西非常吸引人，但美国霸权主义者却用在与我们的文人想象中的民主概念相反的用途上，即玩弄着它来推销世界独一无二的单边主义，向自己不喜欢的国家和人民开刀。民主引人喜欢的性质虽也确然蒙憋了一部分人于一时，但更多的人厌恶它的虚伪，而且反对的人越来越多，单在美国国内，要求美国从伊拉克撤兵的游行就有超过10万人参加。这说明，一般人对民主的本质有一个认识的过程，不是一眼就看穿的。中国有康梁维新之说，实质是保王主义，破产了，后来又有胡适新品牌的“民主救国论”，吹捧美国那一套，也粉粹了，都因为犯了时空错乱之症，把蛇蝎当成美人。

当前，国内也上演着类似的认识过程。我们国内也有一个“小霸王”，那就是手拿着族权、神权大棒的执政者，如上所述，他们实行的是有条件的独裁（或叫做有条件的民主也一样），叫嚷“你越是反对243，我越是迟迟不公布方案，看你奈我何”？但是，30年来，相信新经济政策的人越来越少了，觉悟的人越来越多了，不到十成的有者以族权和神权包装着的特权轻易地囊括了超过八成的财富，剩下区区二成的残羹分给八成的老百姓，他们必须流血流汗才挣得的。经济特权拥有者就是政治特权拥有者，广大老百姓除了五年一次的选举权之外，剩下的只是破烂不堪的残渣，连大专院校的莘莘学子，也遭同法炮制。当特权阶级横冲直撞时，把他们精心制造的两层装饰物也一起撞破了，露出了“有条件独裁”的始作俑者不愿说完的另一半事实——统治别民族的本民族的老百姓也是不自由的。

也许反对“小霸王”没有像反老霸王侵伊战争10万人那么壮观，但一旦挣脱了两层掩盖物的局限，认识了自己的地位和命运，最终必然会在大多数人的民主（不是老祖宗的“民主”）大道上迅跑。过渡期有多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然性终会通过偶然性实现它自己。

我要说的是，我们的文学家首先必须把立足点移过来，移到多数人的民主这边来。立足点就像指南针的指针，校准了方向，就能拨开骗人的外衣，看到事物的实质，指出必然的发展，不但可以发现可写的素材遍地都是，而且写出来的东西有分量，令人拍掌激赏，令人鼓舞上进，难道这不是我们文人的天职吗？受多数人欢迎的作品，你还怕出了书拿不回本钱？

环境不允许？不可否认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那到底是“有条件的独裁”嘛。但重复上世纪那般的打压，恐怕也不那么容易了，因为对抗“黑二权”的人权力量也上升了，空间是有的。我总认为事在人为，在现实主义作品出版前，为自己画了圈圈，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踏出第一步呢？

巴金的珍贵在于现实主义

巴金受到人们的崇敬，是由于他对封建封闭体系不懈的控诉，对多数人的民主不懈的追求，一句话，由于他的现实主义。可贵的是，巴金塑造了高觉慧这个主角勇敢地冲破桎梏，走向群众，那时是在五四运动前夕，说出了时代的必然性！霹雳州文友举办了纪念巴金的活动，放映了《家》、《春》、《秋》三部曲的光碟。透过陈旧的场景，我看到的是我国今天大专青年的抗争，看到行将从族权、神权解放出来的、特定族群的知识分子的曲折的诉求，看到第一线上烈火莫熄的波涛，看到华教为人权不息的斗争。。。

总之，那双层画皮已经破裂，曙光已经出现。但我困扰的是，为什么活生生的时代脉络没有反映在我们的文学作品之中？为什么欣赏巴金的人却在哪不关痛痒的层面上争论不休？为什么还有人去“自我流放”，陶醉于“寄生文学”？我的结论是，不是时不我予，而是相反，脱离了脚踏着的时空，不自觉地离开现实主义的主线，以致出现不短的青黄不接时期，责任在我们的文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