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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中学教育:空洞化、出走潮与国家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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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书摘】

2017年9月,吉隆坡一所伊斯兰宗教中学发生大火,造成23名师生丧命。事后调查发现,这是一宗人为纵火案,而肇事者竟然是7名年龄介于11至18岁的马来裔青少年,他们与这所中学的学生发生口角而怀恨在心,终于引发悲剧。纵火的少年大都有吸毒和偷车等犯罪前科。这起纵火案,不只烧出了马来西亚教育崩坏的危机,也烧出一个民族的危机,反映出下一代国民的精神萎靡和素养低落的问题。

我国中学教育崩坏的局面,除了反映在学习能力低落,也在教育思维、公民素养,以及学校管理上,皆面临重重困境。无论是国际上各项评估和研究报告,以及国人对公立教育体系的失望和不满,都反映了我国中学教育的体制生态,已到岌岌可危的地步。上述宗教中学纵火事件,只是冰山一角。

马来西亚的中学入学率近年已达到相当高水平,也有部分办学优良的中学,培养出一群资优学生,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是,他们只是处在教育资源金字塔顶端的少数群体,如果从我国在中等教育的整体表现与成就而言,绝大部分在这个体制下受教育者,其学习状况依然令人忧心。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傅立曼(Thomas Friedman)曾指出,未来的世代,数位落差将消失,取代的是动机落差,谁能有学习的动机、热情和毅力,就会是全球化里的赢家。可是,世界银行在《2018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全球正面临学习上的危机,数百万儿童在入学数年后仍不会读写或基本的算术,面临在成年后丧失机会和低工资的前景。这一学习危机正在扩大而不是缩小社会差距,也是马来西亚正遭遇的挑战。

我国中学教育普遍出现两个值得焦虑的问题,一是课程偏重知识,但缺乏培养能力,二是学生即使上学,却学习不到知识,遑论基本常识,更是严重匮乏。现有课程以灌输刻板知识和运算能力为主,但对未来社会需要的软实力,则没有强化培养,造成中学生缺乏知识的应用力、创造力、沟通协作力和问题解决能力。但是,即便学生勤于上学,从调查显示,仍有大量学生未能掌握应有的知识,原因是学校教学与治理出了问题。由于知识力和阅读素质不足,他们升上大学后也面对学习困难。

中等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部分,中学体制是否健全和进步,基本上影响着未来世代的素养,以及全体国民的竞争力。如果我们在中等教育上依旧停滞与僵化,不只丧失面向未来的竞争条件,也可能形成国家发展危机。换言之,中学体制的崩坏不只是属于教育范畴,也俨然升级成为国安危机。

事实上,中学阶段的基础教育与社会经济增长,具有相互影响的作用。尽管教育本身不足以引发经济转型,却是经济转型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研究表明,在中国和印度经济起飞前,或是东亚经济奇迹,都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教育之上。有素质的基础教育,不只提高国民汲取新技术和提高生产力的条件,也带动随之而来的政治经济转型。(Goldman et al, 2008)因此,如何创造和提供卓越的中等教育,已经是大部分国家的义务,也涉及国家长期进步的要素。

然则,当各国致力于思索教育改革的应变策略,以因应未来竞争需要之际,近年来马来西亚中学体制不只面对转型迟缓、变革停滞的压力,甚至还出现体制崩溃,职能失灵的空洞化局面。我国的公立中学连原有的基本教育功能都面临重重缺失,国人逐渐对这个体制产生了信心危机,中产家庭纷纷逃离公立中学,形成出走浪潮。

但是,马来西亚仍然有88%以上学生留在传统的公立中学体制内就读,如果中等教育继续的崩败与空洞化,必然导致绝大多数下一代国民的学习能力与精神面貌,出现低迷的局面。少数中上层家庭固然可以从公立中学体制逃逸而去,但大量中下层背景者却被迫承受低质素的学习环境,影响国民平等的受教权,也将造成未来世代的阶级分化日趋严重,势必复制社会的贫富差距。低效的中学体制,使教育无法成为阶级流动和翻身的途径。

课堂教学影响办学质量

世界银行(1999)将入学、教学质量和办学称为“优秀教育体制的三大支柱”,这一框架具有综合性、优先性和简易性的优点,我们将按照此框架去分析马来西亚的中学教育。现时我国中学教育的危机,基本反映在三个面向:一、学术水平;二、学校治理;三、师资素质。但是,深层的困境却埋藏在官僚集权、转型迟缓,以及缺乏面对未来的顶层设计,导致公立中学的低效能与空洞化。

马来西亚公立中学的初中净入学率,从2004年的87.1%增加到2012年的96.4%,其中92.1%完成初中三年的教育,完成中学五年教育的人数则有84.4%,基本上做到普遍入学的程度。小学阶段已达到全面的入学率,随着中学的入学率在过去20年的扩张,劳动人口中具有中学学历者,也从1982年的37%增至2012年的58%。(World Bank, 2013)

但是在入学率之外,要检验一个教育体制的质量,必须关注辍学率和重读率,即顺利完成学业的概率。辍学率常常用作教育体制的质量指标,但是马来西亚教育部向来不愿公开辍学人数,但从上引的数字来看,未完成中五课程的学生超过15%,虽然有者是转向其他体制的中学(如国际学校),有者则是中途辍学。即使按保守估计,中学辍学者至少介于7%至10%,显然是一个庞大的失学群体。

虽然马来西亚15岁学童(初中三)的入学率,大体接近本区域的先进国家,但学习素量却出现问题,无法将高入学率转化为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在国际的学生能力评估中,我国的表现并不符合现有的国民平均所得应有的水平。2009年的学生能力国际评鉴计划(PISA)评估中,马来西亚若与本区域的新加坡、日本、台湾和香港相比,至少落后100分,而根据OECD的标准,在PISA评估中每落后39分,就相等于一年的学术能力。以此为准,我国学生的学力水平,其实落后周边国家约3年。

国际上普遍认为,若不去改善学校质量,仅仅执行义务教育将学童统统送进学校,也无济于事,而学校治理和课堂教学,是影响办学质量的关键。

我国不少公立中学皆面对纪律和校风低落的问题,学校缺乏整顿和辅导的能力。教育部在2017年曾向警方递交一份有严重纪律问题的中学名单,有402所中学出现纪律、毒品和私会党问题。教育部在2010年透露,当年全国有7万2557名中学生涉及纪律违规。由于纪律和校风崩败,即使教育部不断推介教改方案,现实上都难以见效,某些后段班级无法正常教学,或霸凌事件频繁,教师不敢管不能管,最终宁可放弃和濒临沮丧。

公立中学也有种族化和伊斯兰化升高的趋势,有时会对少数族群不友善,没有善尽团结国民的教育功能,教职员的族群构成也日渐土著化和单一化。此氛围会在一些少年心灵里,过早就埋下族群偏见或权益不平等的感受,也是中上层家长开始逃离公立体系的要因。

有效的课堂教学,是推进学习效果的重要条件,但教师行政工作繁重,不必要的非教学活动,以及应付许多务虚的绩效指标,都会牺牲学生受教权益。上课期间,过多的公务会议和培训,也造成经常性的请假和代课,使正常教学常受干扰。学校的形式主义和面子工程,也消耗师生的能量,例如怡保三德中学近年以创造全国纪录为乐事,屡创全国最大的毛笔、最大粽子和最大百家被之闹剧,荒诞之极贻笑杏坛。

自1980年以来,马来西亚在教育上的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是东亚地区最高的国家,此后30年也基本保持在相当高的水平。以2011年为例,我国在基础教育(从学前教育至中学)的开支占GDP之比重,是其他东盟国家的两倍。我国是3.8%,其他东盟国家是1.8%,也比亚洲四小龙的韩国、香港、新加坡和日本高出1.6%,甚至还略为超出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的3.4%。(World Bank, 2013)

这一组数字传达的讯息是,我国对基础教育的投入远比周边国家来得高,但没有切实体现在教育的素质上。教育资源显然得不到有效运用,甚至有浪费之嫌。

我国在PISA的低落表现,还说明一个事实,就是课程的发展严重滞后,无法令学生在知识应用、理解思维上符合未来社会的需要。在一项对我国学生毕业后7年的追踪研究中发现,公立中学的课程大体上只对成绩平平的学生,提供利于记忆的学习(Nagaraj et al, 2009),而非激发和培养创意思维的训练。这种教育体制增加了人们对“错误答案”的担忧,而且机械式的学习和死记硬背看来是考试成功的关键因素(Wong, 2004)。在僵化的中学课程下即使考取高分,进入大学后,由于缺乏高思维能力,往后也妨碍研发水平升级。

师资方面,马来西亚在2004年至2013年之间,公立小学和中学教师增加了30%,增幅惊人。2011年至2013年之间,师范院校也扩大招生,录取人数从3万7439人增至4万6491人。而在这段时期,国内的小学间数保持不变,但中学只增加18%,反而以学生人数而言,小学与中学还减少了12%。换言之,学生减少但教师增幅极大,冗员和素质成了问题。(World Bank, 2013)

从数据上看,我国公立中学的师生比,较先进国家还要好,但录用门槛却是偏低和宽松的,反映在教学质量上就有欠理想。2004年至2013年之间,公立中学的师生比从16.3:1改善至13:1,比OECD国家的13.5还要好,更比韩国的16.2好得多。尽管如此,从各类国际评估中,学生整体表现反远为落后。可见关键显然不是教师规模和教育经费,而是素质问题。缺乏有素质的教师,被视为我国中等教育低落的主要根源。(World Bank, 2013)

举例而言,在2010年报读教育学士课程(PISMP)的申请者中,高达93%被认为不符合学术要求,即在大马教育文凭考试中少过3科特优(A)。受录取者则有70%的表现始终停留在这个水平,只有3%达到高水平表现。教师在马来西亚的专业形象不高,优秀的中学毕业生不愿进入师范院校。这与新加坡和韩国情况有别,这些国家唯有最优秀的10%至30%的学生,才会受录取修读师范课程。

因此世界银行认为,如果不从师资录用的门槛下手,单凭改善薪资和增加预算,无法改善马来西亚的教育质量。我国教育部似乎意识到问题严重,近年开始收紧师范院校的入学要求,目标是录取成绩靠前的学生,否则宁缺勿滥缩减规模。

强调教师素质的当儿,也要考虑培训过程的有效性与专业性,这涉及我国师范院校的水平和能力。目前全国有27所师训学院(IPG),另有一间苏丹依德里斯教育大学(UPSI)。这些师范院校普遍上学术人员水平不高,对前沿的教育新兴学科掌握不够,研究焦点大多倾向教学法,对宏观的教育思潮、政策和国际比较理解不足,自然影响师培的效果。私立体系方面,全国61间华文独中虽有8万名以上学生,但过去40多年来没有发展出稳定的师范培训制度,独中的师资培训更缺乏规划和系统,显得零碎和非专业。

PISA是否另一种霸权?

过去10年由于PISA的评估结果,各国教育部门承受不少压力,对分数低落的国家尤甚,除影响其政策目标,也引导了各国的教改方案,形成某种PISA霸权。有论者认为,PISA其实是一个功利的评量制度,只是评估现有的教育体制,是否可以培养出学生未来所需的相关能力。

但是,即使排名后端的马来西亚,也无法忽视这个问题,因为未来的工作机会需要具备知识的应用和创意思考能力,而目前课程上注重机械式的学习、死记硬背,会导致学生对学习反感,而非创造性的思维成长。因此教育部在《2013-2025教育大蓝图》中,坦然承认基础教育上的严重缺失。

即使不完全同意PISA提出的学习方向和未来人才的要求,但PISA至少传达出某些发现,可供各国决策者参考,例如表现优异的国家,往往都是在教师身上投入最多资源,也会把最好的老师,留给最弱势的学生。其次,表现较好的国家,老师的教学自主权也较高,对课程和评量拥有更多的专业自主。(Economist, 10-12-2016)

PISA也点出一些具体事实,即单凭增加教育支出,未必可以增进学习表现,尤其在中高收入国家,提高拨款不见得有效。反而最关键因素,还是回到教学现场,在课堂上得到良好指导的学生,通常表现较为优秀。而让老师现身课堂,代表着减少旷课、请假以及不必要的行政工作干扰,这涉及学校管理的有效监管。

在马来西亚的案例中,改善师生比并不能保证学习质量。相比起怎样强化师资培训,其实让何者有资格成为教师,更加有影响。澳洲PISA表现一度下滑,就与教师申请者的成绩下滑同时出现。而论者指出,芬兰教育的成功,跟师资培养大有关系,芬兰要求中小学教师要有硕士学历。这一点之所以重要,因为若有较高水平的研究和思考能力,教师才能在长期的教学职涯中,有条件适应和理解不断变化的教改方案。如果入职门槛偏低,他们会缺乏终身学习的能力。

公立体制空洞化

公立中学的濒临崩坏,延伸出私立中学兴起的风潮,形成中产家庭的出走以及公立教育体制的空洞化现象。私立中学可分数类,包括采用国际课程的国际学校、使用政府课程的私立中学,以及依据董总课程的华文独立中学,三者各以不同的收费模式,与公立中学竞争优质生源。越来越多家长,宁可缴付高学费,也要舍弃免学费的公立中学,而这种局面,至少为国民教育体系的未来带来四方面的冲击。

首先,在两种不同中学体制里受教育,彼此在生源上有贫富与阶级之别,造成未来世代的社会隔阂。其次,公立学校不再成为国民首选,在多种课程并存的情况下,势必妨碍塑造国民意识的社会工程,不利国民整合,也使下一代对历史和国情的认识产生落差。其三,则是上层社会精英由于在私立教育体制内得到满足,将不再热衷于推动国家教育体制的改革,也会在本土的教育事宜上日益疏离。

最后,高收费的私校和国际学校,将会继私立大学之后,成为另一波教育商品化和市场化的重灾区,财团资本纷纷涌入。换言之,大量的体制外就学人数,会导致社会不同阶层日后在阶级、认同和价值取向上,扩大既有的分歧和距离,巩固了学校的阶级复制功能。

事实上,我国教育部门已经意识到,要改革和修复公立中学的各种沉痾积弊,实在是工程浩大,因此近年提出信托学校(Trust School)的倡议,以公办民营模式为公立中学转型。这个计划是要遏制公立中学崩坏和不受落的趋势,从现有的公立中学选定部分学校,纳入信托学校计划,赋于学校较大的自主性,包括课程和管理上的放权,试图改善学校表现,但学校仍受教育部监管。政府委托国库控股旗下的阿敏尔基金(Yayasan Amir)注入资金,共建学校。

政府早在第十个大马计划中提出信托学校,在2011年开始设立,但直到2013年教育大蓝图推出后,才为社会所注意,当局原本计划在2025年要达到500所,后来把目标订为700所。(Star, 15-8-2015)要评估该模式的成效为时尚早,但有智库担心财务上是否可长期持续,另外此举等同于承认教育部现在的中学管理模式已经失败,才需要另辟途径,而且因所享资源不同,会在公立学校中形成两个等级。

中学教改缺乏顶层设计

中等教育既然属于基础教育,在此阶段就应该要满足两个目标,一是提升国民基本智能,二是培育现代公民素养。中等教育不只是培养技能和灌输纸笔知识,也要在中学生之间培育现代公民意识。

事缘一个民主的、进步的与平等的现代社会,需要仰赖众多有品格的优质公民,形成支撑社会长期进步的核心力量,中学是少年人格发展的形塑期,正是培植现代公民意识的重要阶段。但此一重大目标,并没有在马来西亚的中学教育里受到重视,无论是公立中学抑或华文独中,在这方面都有很大缺失,没有认真推行有质量的公民教育课程。

公立中学的课程内容,偏重传统的知识与技能,即便如此,也是着重学生背诵和重复演练的硬知识,教学法和学习模式保守落后,也不注重软实力的培养,这已证明影响了学生的能力素质。世界在变,趋势亦有起伏,但现存中学教育的课程结构与学习生态,依然没有与日俱进。

教育主管单位并非没有尝试提出改革或转型的方案,如精明学校、特选学校、数理英化、校本评估(PBS)等政策,历年来主意不少。但有者只流于行政层面和技术层次的调整,有者不符教育原理和教学现场的需要,校本评估原意甚佳却有执行不力之虞。

数理英化耗用数十亿公帑,反导致数理成绩倒退,最终腰斩中止,但仍然借双语教学计划(DLP)死灰复燃。归根究底,我们认为公立中学改革转型之迟缓,深层的困境是缺乏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有时是没有方向感与价值取向,有时则要求中学履行不切实际的国家议程,如凌乱的语言政策就干扰了知识学习的效果。

顶层设计是指在统筹考虑各个要素后,统揽全局,在最高层次上寻求解决之道。马来西亚中等教育在面临科技转型、产业升级和人工智能的挑战时,整个学习形态已是呆滞落后,资讯教育也跟不上全球步伐,在在需要严肃因应。可是无论官方抑或民间, 大家对中学教育的期待与理解,颇为狭窄庸俗,不求进取短视功利,甚少从战略前瞻性的角度,提出顶层设计的思考。

倘若教改蓝图具有顶层设计的高度,那么政府领导和社会精英,首先要先对未来国家发展战略作出规划与部署,设定往后20至30年整体国家战略目标为何,包括经济方向和产业重心,才能由此出发,制订长期的人力培养蓝图。

从战略高度统揽全局后,才能把握好基础教育的总体方向,作出宏观的教育部署,而不是在国家目标和价值不明确之下,在教改方案上随意摆动或是漂移,以及因政治操弄而凌驾专业,使体制内成员疲于奔命。数理英化的失败,就是近年我国代价最惨重的政策错误。

同样的,当我们在思考中等教育的全盘蓝图时,也要从中观角度作出方向选择,即人才培养的目标,究竟是从提高人力素质出发,还是从整合国民团结着眼,是要为工业生产培养专才,抑或栽培创意思考人才,未来世代要掌握技术应用能力,还是兼具人文素养的公民。

以上要项,在涉及教育改革的顶层设计前,都必须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阶段,作出判断和讨论。如果不从顶层设计的高度出发,任何微观和琐细的教育革新,表面亮丽新颖,最终难免收效甚微,或是持续不久,因为无法为变化中的社会服务,也难以跟国家真正的需要接轨。

结语

每一个政府都有责任办好中学阶段的教育,因为这涉及每个国民的受教权,也关乎每个国家的兴衰,东亚区域在二战后能够崛起的国家,全都是政府在基础教育上有长足的发展。但是单凭加大财政经费,不足以提升教育素质。如果中学教育濒临崩败,或是素质低落,国家将在未来数十年付出竞争力衰退的重大代价,也会冲击与牺牲全体国民的教育权益。

受教权是基本人权,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动力。即使私立体制的中学,可以弥补和丰富社会的多样选择,但政府提供优质的普及教育,依然是不可推卸的施政义务,以确保教育平等和实现不分阶级的社会正义。任何一个社会,若中学教育日益走向商品化和市场化,尤其是优质的中学教育只能通过私立体系才能获取,这肯定为社会带来灾害,也是社经不平等的起源。

现在的中学形态,源自百余年前欧陆为因应大规模工业生产,为培养大量守纪律又具备基本知识的产业工人而建立起来,已经不符未来需要,因此全球都在掀起教育改革大潮。在各国竞争人才,重视综合素质的年代,若基础教育过时和低效,不只妨碍科技和经济竞争力,也被视为国家深层危机。

但教育改革不能一厢情愿,也不可凌乱破碎,它必须是有机的社会工程,需要前瞻性的顶层设计,以及对每个生命个体之潜能有全面的尊重与开发,才是办学的真缔。现实很残酷,如果新生代不能站起来,社会就无从往前走。


参考文献
Goldman Charles, Krishna Kumar, Ying Liu, Education and the Asian Surge: A Comparison of the Education Systems in India and China, RAND Corporation, 2008.

Nagaraj Shyamala, Chew Sing Buan, Lee Kiong Hock, and Rahimah Ahmad, Education and Work: The World of Work.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2009.

Wong, Joseph Kee-Kuok. 2004. “Are the Learning Styles of Asia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Culturally or Contextually Based?”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Journal 4 (4): 154-66.

World Bank, Education Sector Strategy, 1999.

World Bank, Malaysia Economic Monitor : High-performing Education, Dec, 2013.

潘永强,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硕士,上海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曾任新纪元学院讲师、吉隆坡尊孔独立中学校长,也是政治评论作者。现任南方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助理教授兼通识教育中心主任,同时担任马来西亚华社研究中心副主席。编著有《马华政治散论》、《旧政权与新政府》、《未完成的政治转型》、《当代马来西亚:政府与政治》、《浮躁·族群·市场化——困局中的大学》等书。


编按:本文原收录于潘永强主编《迟缓·停滞·低素质——迷路的中学教育》一书。

本文段落有所调整,其余没有更动。本文获得大将出版社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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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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