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如果不能够让所有人过得好，便不能够让任何人过得好。”（This country will not be a permanently good place for any of us to live in unless we make it a reasonably good place for all of us to live in.）
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在1912年说的这番至理名言，政治不正确的解读就是，被你踩下去的人有能力把你也拉下来一起受苦。不想一起沉沦，大家就要互相扶持。
从这个犬儒的角度去看，爱护邻人乃至更远的外人，不是大爱，只是明智地追求自利（enlightened self-interest）。要摆脱共业，不是抢着认自己是受害者，而是在理解与承认各方利益下找出最能为各方接受的方案，大家一起把指着别人的枪都放下来。
老罗斯福这番话，其实放诸民主社会特别适合。在不民主社会，过不好的人往往没有条件威胁过得好的人，除非发动武装斗争；然而，一旦使用暴力，不管哪一方赢，大概都难免血流成河。民主社会因为相信每个人平等，过不好的人只要人数够多，就能够凭选票冲击体制。
脱欧派会在英国共投中胜出、川普会当选美国总统，极右派在德国、意大利乃至东欧诸国的选举都有斩获甚至执政，一般都认为是全球化、经济自由化浪潮输家的反扑。
公民可否相异而平等
马来西亚能不能摆脱认同政治的纠缠，第一个要问的问题或许是，我们要不要保留民主体制。民主从来不保证一定会选出相信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政府，只保证选民能“自作自受”，亦是让选民能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历史上多数选民投票支持当权者压制少数社群（不管族裔、宗教、地域、性别或其他基础）的例子，不计其数。如果我们可以接受废除民主体制，只要能拥护一个不相信族裔和宗教而干练的专制政府上台，像铁托元帅统治下的前南斯拉夫联邦，那么认同政治立马消失。
如果我们选择民主，那么在“公民可否相异而平等？”这个1946年的命题解答之前，族群、宗教依然将是国民生活的主旋律。
等到那么一天，不平等变得不足为患，或者从马来人与非马来人的矛盾变成马来人之间的矛盾；多元文化因为全球化变成大多数人甚至全民的红利，甚至是克服不平等的利器，譬如中国持续崛起让过半马来人在一代人后掌握基本中文；1946年问题或许自然会消失。
在此之前，族群、宗教淡化的唯一可能，就是国人找到社会共识基础更广阔的折衷方案，不成为政党角力的本钱。
推动“共识民主”体制
长期而言，要减低族群、宗教的选举动员能力，我们需要抛弃激化社会矛盾的“多数决民主”体制，改为与分裂社会更相容的“共识民主”体制：
一、集中在联邦行政机关乃至首相一人的权力横向与纵向分散到国会与法院、州政府与地方政府，同时避免各级政府同时选举，以扩散政治竞争的场域与时间点；
二、选举制度应该从赢者全拿的“简单多数当选制”（First-Past-The-Post，FPTP）改为促进比例代表的制度，譬如德国的“联立式单一选区两票制”（Mixed Member Proportional，MMP），使各级议会都有不同政党的代表，有效地代表各社群、阶层的利益，增加民众对本身群体利益的安全感；
三、在前两者的基础上，鼓励政党从国阵式的封闭性“永久性联盟”改为开放性“选后联盟”，增加不同政党之间合纵连横的可能性，减低政党之间的敌意，同时鼓励政党内部民主化与地方分权，由下而上推选候选人，减低强人领导下政党走偏锋的风险。
这样的“机制工程”（institutional engineering），其实是要扭转马来亚独立以来开始、1969年变本加厉的社会两极化，不让西马半岛的“双极社会”模式扩大到全国，反过来应该重建、扩散东马在独立前的“多极社会”，以“交叉歧异”使社会失去一方独大或者两方对决的条件。
这不但违反一般国人所熟悉的“国民团结”单纯论述，也告别了1986年由华社精英发起、1990年后为在野党奉为圭臬的“两线制”论述，更损害了任何执政联盟成员的利益。这新方略的基础，不是对政党和政治人物的道德歧视，或者对公民社会的感性崇拜，而是对国人从民众到精英 自利性行为的理性分析。它要能为社会主流接受，或许需要一代人的时间，或者在承受更大冲击后。
纳吉破坏在野党联盟
族群与宗教政治的短期走向，则取决于分水岭的选举。1952年吉隆坡市议会选举奠下1955年大选联盟狂胜的基础，取巧地回应了1946年问题，但是没有完成马来亚的第一段转型期，因为其建立的多党民主虽然包容却不稳定。
1969年大选少为人知的马来海啸，让巫统巩固权力，以更亲反方的答案回应1946年问题，成功建立了长达三十九年的选举型一党制国家，不包容却稳定。
2008年海啸后，阿都拉接受选举结果，让513恐吓破功，让党国体制无可逆转地流失非马来人选票而失去恢复平衡的能力，开始了马来亚／马来西亚的第二段转型期。2013年大选未能完成转型，因为巫统成功激发马来人怕换的心理，抵消了非马来人不怕乱的威胁。
选后两年之内，纳吉强力破坏1990年以来在野党联盟的方程式：“巫统造反派领军，伊斯兰党与行动党为两翼”，一手送安华入狱、使在野党群龙无首；另一手拉拢伊斯兰党，使在野党失去对右派马来人的号召。
然而，巫统因为一马公司案分裂，马哈迪成立新党并加盟希盟，进而与安华和解成为其新共主，更新了在野联盟的方程式：“两个巫统造反派联手领军，左翼仍为行动党，右翼却从宗教民族主义的伊斯兰党改为经济民族主义的土著团结党。”
在野党联盟务实方案
这个1990年以来最大规模的政党重组（party realignment）试验，一方面是一马公司案造成的意外，另一方面却是两线制论述逻辑的必然结果。
两线制企望能仿制英国两党制，以温和差异来说服中间派选民，而不是要把族裔民族主义、资本主义的国家“打破重炼”，正说明其务实性格；而它能在一波又一波的巫统分裂中壮大，则证明了这务实思维的优越性。而要成功打造类似国阵但有所改良的第二多元族群阵线，必定要有一个能够与巫统争一日长短的马来右派政党。
1986年大选前，两线制的先行者甚至接触伊斯兰党，只是因为行动党不参与未能成事。1990年大选在野党阵线（Gagasan Rakyat-Angkatan Perpaduan Ummah）的共主，为什么只收马来人党员？为什么叫“46精神党”？为什么以恢复巫统为职志？为什么同意让伊斯兰党在州层级扩大伊斯兰教法？为什么其他在野党和公民社会力量不反对？各方盘算不是很明显吗？
诚然，1999年与2013年的在野党联盟的马来议程并不凸显，伊斯兰党强硬派也不强调要扩大伊斯兰教法，但这些调整都是对当时形势的回应，并不代表联盟内马来政党在意识形态上的革新，更不代表社会深刻的认同分裂已经缩小。
如果1999年与2013年在野党可以因为审时度势往少数族群所向往的全民议程偏移，那么2018年后因为审时度势而往多数族群所依赖的马来人议程偏移，不都同样是务实考量吗？抑或，我们真的天真地相信，1999年与2013年在野党联盟是纯理念的结盟，完全没有一点选票计算？
希盟的马来人议程当然可以批判，但是，批判者应该先诚实地批判两线制论述的务实性格。要马来人议程退场，社会现实或者政治体制两者或者至少其一必须先改变，这两者在本届大选都不存在，除非看不清政治实相，看得清仍然要大感失望就未免矫情。
大选后四种可能形势
本届大选后最可能出现的形势有四种：
一、伊斯兰党搅局策略奏效，配合极端不公的选区划分，让国阵以比上届47%更低的得票率赢得三分二多数。这不但将巩固纳吉家族的窃盗统治，也将证明伊斯兰党的要挟潜能”（blackmail potential），让哈迪可以挟穆斯林民族主义者以令天下。
不但马哈迪政治上宣布死亡，土著团结党与诚信党迅速流失能量，连安华、阿兹敏、拉菲兹等人也不会有底气批判哈迪的复辟议程，而有权力但无民心的纳吉很可能为了自保而与哈迪在伊斯兰化上加码竞争。即使伊斯兰党全军皆墨都不会灭哈迪的威风，因为虔诚的穆斯林相信追逐今世，来世弃我；追逐来世，来世就我”（kejar dunia, akhirat lari; kejar akhirat, dunia mari），哈迪为了维护伊斯兰不惜牺牲全党议席，只会让他形象更加高大。
另一方面，败选的希盟成员党几无疑问会互相指责；公正党、土著团结党与诚信党会面对要更加维护马来人议程的压力，而行动党将不得不像1995、2001、2015年一样与旧盟党划清界限以求自保。政党重组会继续但转向，第15届大选可能出现巫统与伊斯兰党主导的新朝野对决模式，而中间选民的迷惑、愤怒、沮丧只会甚于今日。
二、现有两线对峙的局面延续，然而，这需要国阵与希盟大致上保持上届朝野的战绩；任何一方战绩太好，另一方就会失去胜望而很快解体。在权力与资源高度集中在胜方的现有体制下，多元族群在野阵线的生存系于下一届选举的胜望。
然而，如果希盟成功保住三分一底线，伊斯兰党就不能再以造王者自居，而以土著团结党作为在野党联盟中马来右派代表的政党重组试验就可能成功。
三、巫统国阵的党国体制终结，希盟崛起成为新的独大联盟。这可能是全国选举的直接结果，也可能是国阵在半岛选票与议席两者都大输后，巫统议员与国阵东马成员党带枪投靠、时间从数天到数月不等的辗转结果。
讽刺的是，改朝换代不但不会巩固两线竞争，反而会使它消失。因为政治嬗变十年后，民心望治，除非希盟内讧或迅速腐化，否则中间地带没有足够票源支撑新的在野联盟，新的在野党只能靠煽动族群、宗教、区域情绪存活。
四、巫统国阵的党国体制终结，出现新联合政府。这个形势最可能的诱因是，国阵在西马的败绩，让东马盟党退盟，组成可能包括沙巴复兴党（Parti Warisan Sabah）在内的婆罗洲联盟，与希盟、残存的国阵鼎足而三。新政府可能是包含三方的大联合政府，可能是希盟与婆盟携手执政，甚至也不能完全排除巫统与婆盟平起平坐共治的极微可能性。
走出族群宗教政治共业
最后会出现哪一种形势，最关键的因素是投票率。如果投票率低于70%，表示大量游离选民不投票，第一种形势难以避免，1981年的〈哈迪训词〉可能成为二十年后另一个马来西亚的预告。
尽管投票率高达85%，2003年的选委会7个老男高官还是通过选区划分决定了2013年民联的冤败；如果投票率低迷，少人监票监选，决定2018年大选成绩的，肯定不是1480万选民，而是现任选委会的7个老男高官。投票率可能要追平上届的85%，才能在马哈迪取代伊斯兰党的新形势下，出现最后两种局面。
除了第三种形势，2008年开始的转型期都不会结束，稳定期最早可能要等到第15届大选才来临。然而，稳定期不代表更民主、更开明。即使是第三种形势，如果现有体制依旧，希盟要怎样避免步国阵后尘，因为独大而滥权贪污，因为盟党之间缺乏内部竞争机制而依赖恩庇（patronage）与金钱、偏颇选区划分与周期性的议席增加来摆平内部矛盾和击败在野党？
希盟在2008年海啸十周年发布的竞选宣言给了选民一些希望，在削弱首相权力、改革司法与检控机关、强化国会、赋权东马等体制改革上提出明确有力的承诺，但依然对地方政府选举、选举制度改革保持沉默。
马来西亚人困在族群与宗教政治泥沼中的共业，绝不可能由第14届大选终结。这不会是最后一战，却是关键的岔路：我们投不投票，可以决定国家是否继续误入歧途，还是慢慢找到出路。投票之余，我们必须面对1946年的陈年命题，有勇有谋地改变社会现状与政治体制，才能终结这共业。
黄进发，英国Essex大学政治学博士，专攻政治体制与族群政治。现为槟城研究院研究员。
编按：本文原收录于黄进发《共业：我们能否摆脱被巫统统治的宿命？》一书，为该书之总论〈共业：我们为何在此？能往何去？〉其中一节，原题为“2018年：岔路”。
小标为本刊所加，段落有所调整，略有增补标点、语句，其余没有更动。本文获得大将出版社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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