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1969年后的巫统党国体制牢不可破，却几乎在2008年失守？事隔十年，我们今天或有足够的距离和线索，去破解这个谜团。
1990年与1999年在野党联盟都喊出“改朝换代”的口号，并在两线制论述指引下构建改良版国阵式的第二多元族群联盟：巫统造反派挂帅争取巫统主流派，伊斯兰党与行动党为侧翼，争取保守派穆斯林与非穆斯林 自由派。
反之，2008年时的公正党、伊斯兰党与行动党虽然已经通过净选盟的平台重建合作关系，却始终没有在选前结盟，更没有政权轮替的目标。
然而，在野联盟在1990年（含沙巴团结党）只能获43%选票27%议席，在1999年（不含沙巴团结党）尽管有烈火莫熄浪潮，更掉至40%选票与22%议席；而2008年，没有正式结盟的三个在野党却取得49%选票与36%议席的空前佳绩。
靠族群恐惧支撑政权
为什么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这不是三次意外，而是巫统党国体制高明的防卫机制成功发挥了作用。这防卫机制是选民的恐惧，只要有强敌来犯的示警就能启动；而成功启动的结果就是马来人与非马来人（华人为主）两个社群的选举步伐不协调。
我们可以想像巫统党国仿佛一个巨人，靠马来人和非马来人两条腿恐惧支撑，任何时候只要至少一条腿站得稳，巨人就不会跌倒。
为什么变天能够同时让马来与非马来选民恐惧呢？马来人“怕换”，因为巫统在1969年后把土著主义政策与党国体制绑在一起，因而害怕变天后会一无所有。
党国一方面高度集权，另一方面却面对简单多数当选制（First-Past-The-Post，FPTP）少数选票转向可以倾覆政权的高风险，使马来人难以想像或相信改革可以渐进或局部进行、革除巫统不是自残。
非马来人，尤其是华人则“怕乱”，因为活在五一三阴影中，而担心变天代价是族群暴乱。任何大选，只要有足够马来人怕换，或者足够的华人怕乱，巫统党国就安然无忧。
308大选是民主化关键
2008年，在野党突击成功，有两个原因：
第一、四年前国阵在新首相阿都拉领军下取得64%选票（独立以来第二高，仅低于1995年马哈迪、安华领军时的65%）和91%议席（独立以来最高）的空前佳绩，造成国阵江山牢不可破的假象，让不满的选民放心教训国阵，而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结果就是海啸；
第二、阿都拉腹背受敌，一方面是在野党与公民社会攻击他改革不力，另一方面是马哈迪为首的巫统鹰派攻击他软弱向在野党低头，使国阵的马来人与非马来人选票都流失，局部克服了族群不协调的问题。
308海啸，从选民角度来看是意外，从系统角度来看则是适当条件汇集下发生的“完美风暴”，只是马来人选票流失得不够多，因而未能一举成功。
对巫统党国体制存亡的最大威胁，不是丧失国会三分二多数或五州政权，而是能不能维持选民对巫统政权不保后果的恐惧。当国会是橡皮章时，而宪法除了国会席次增加之外，几无修正的必要，在野党打破国阵三分一其实没有实质效果。
赢得五个州政权虽然带来行政资源，但是，在马来西亚名不副实的联邦制下，国阵完全可以诉诸包括紧急状态、收编议员乃至政党、司法迫害等手段逐步夺回。维持马来人的恐惧，也只需要持续抹黑在野党，不需要霹雳手段。
维持非马来人的恐惧，巫统却必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证明，过去三十九年的恐吓不是纸老虎：变天会让五一三重演。如果选后立即出现骚动与镇压，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社会将陷入动荡，资本与人才外流会加剧，但是，巫统党国体制或将因能够维持非马来人的恐惧而复元。
阿都拉首相选择接受选举结果，是马来西亚民主化历史中最重要的关键之一，其影响可以和台湾的蒋经国、南非的德克勒克、苏联的戈尔巴乔夫顺应民主化浪潮的决定并列。“说好的暴乱”没有发生的结果是，华人支持巫统／国阵变成非理性行为，不再有分散投资避险的保护费功能。
纳吉上台后发生的砍牛头、烧教堂，乃至马来极右派的暴力示威，都可算是亡羊补牢，但都为时已晚。你在七月十四看鬼片没被吓倒，怎么可能中秋前夕补发噩梦？
三年后，2011年BERSIH 2.0集会时，成千上万的华裔不畏土权组织主席伊布拉欣阿里的暴乱威胁，勇敢上街。2013年大选，国阵的华人得票降到15%左右，槟州甚至有两个国阵州议席候选人输掉按柜金。
华人不怕乱，马来人更怕换
吊诡的是，华人不怕乱却让马来人更怕换。对许多马来人而言，不再唯唯诺诺的华人是四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可畏新变数。
1999年，马来人因为不甘本族忠良（安华）被迫害而忘了害怕，想像变天只是换领袖政党而不换体制政策；而变天失败后在野党一蹶不振，自然没有变天的风险。
308年海啸对马来人的双重冲击却是，一方面联邦变天没有一步到位，让恐惧有时间滋生；另一方面富裕的雪槟两州变天成功，宣示变天必然会改变体制政策。
对非马来人／华人掌权边缘化马来人的想像，就仿佛看着慢动作的恐怖片，任何风吹草动都容易引起惊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对十月啤酒节的强烈反弹，许多穆斯林认定是非穆斯林在2008年后势力坐大的结果，不能打开缺口。
其实，十月啤酒节的庆祝远在2008年前就开始了，槟城的更始于1973年。但是，之前没有“马来人不安”，所以不感觉受威胁。近年来许多宗教性争议的扩大，都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
巫统党国全力向右转
华人不怕乱的另一结果是，巫统知道继续争取华人支持徒劳无功，因而全力右转。如果巫统党国过去靠马来人、非马来人两条腿走路，今天非马来人这条腿已经折断了，它全身重心放在马来人这条腿上，其实是最理性的做法。
于是，巫统一方面用扩张实施伊斯兰刑事法来拉拢伊斯兰党，另一方面默许红衫团伙等极右派搞事。许多期待变天带来族群平等的华人，突然发现自己两头不到岸：因为巫统对华人选票绝望，华人面对马来极右派的攻击，完全无还手之力也无谈判筹码，最后甚至需要借助中国大使巡茨厂街来保佑。
而选后在野党，包括行动党体认到变天需要争取更多马来选票，因而对族群宗教性争议反应比以前温和，仿佛为了权力而妥协，变成其过去所批判的华基执政党，更加剧了“华人不安”，是为后来政治疲惫、士气低迷，乃至马哈迪领导希盟后废票号召兴起的背景。
历史深层力量的共业
如果马来西亚政治有什么一再重复的迹象，就是事不从人愿。主观意愿往往不能改变复杂的客观环境，而客观环境的改变则常常有意料之外的后果。
这些挫折或转折，并不是随机的偶然，也不是诸神在丢骰子以万物为刍狗，而是深层力量在历史长河中的浮沉扬潜，是每一个人有心无意种下的共业。
黄进发，英国Essex大学政治学博士，专攻政治体制与族群政治。现为槟城研究院研究员。
编按：本文原收录于黄进发《共业：我们能否摆脱被巫统统治的宿命？》一书，为该书之总论〈共业：我们为何在此？能往何去？〉其中一节，原题为“2008年：意外”。
小标为本刊所加，段落有所调整，略有增补标点、语句，其余没有更动。本文获得大将出版社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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