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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海钩沉】

“业余者”在2016年成立之时,是几个办读书会的朋友,欲回应近十年面对国家民主改革浪潮之时,有关知识的积累与传播,以及知识分子的责任与困境等问题的思考。我们当然不敢称自己为“知识分子”,仅是思考知识分子问题的学徒。我们都担心,知识分子死亡了,尤其我们这些未必受过良好和专业学术训练的“读书人”,到底在当今马华社会中能够起到什么作用?

知识分子是个西方的概念,而西方知识分子也有不同的传统。长期关注知识分子问题的中国学者许纪霖就说,法国知识分子有浪漫主义情怀,强调积极的政治参与;英国知识分子则是学院派,更具有保守和妥协的性格,在体制内求变;德国知识分子具有国家主义个性,但追求更高层次的内心自由,即通过逻辑的哲学思辨达到内心的超越;俄国知识分子则因东正教背景,有强烈的道德紧张感,在东西方文化、上层和底层社会之间的冲突中,产生原罪感,进而转变成民粹主义。当然,中国也有士大夫的传统,形成特立独行、“外圆内方”的文人。

知识分子的问题历久弥新,其定义也由“知识分子”本身不断拆解与重构。而它到底指涉的是怎样的个人或群体?是有博士学位的人?在大学任教的教授及学者?热爱阅读的脑力劳动者?撰文回应社会问题的评论人?

无论如何,我们大概可以回答,知识分子是掌握知识、叙述抽象概念的人,也因此拥有一定话语权,这是他们赖以存在的根本理由。而在学术体制越趋专业化和制式化的时代,拥有博士学位的大学教授,未必就是知识分子,因我们对知识分子有其精神和人格的想像和期待,这是建立在其专业知识之上的。

最后的知识分子之后

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在1987 年出版的《最后的知识分子》中,就提出对知识分子消逝的担忧,只因大部分追求知识的青年都进入了学院体制,离开公共领域。

这批成长于1960年代美国公民运动风起云涌之时的知识人,嘲笑他们上一代的保守,最后却皆选择进入校园当教授,追求高度专业化的知识,服膺于大学的官僚制度、狭隘的学科划分和晦涩用语。

30年后,这仍是我们在当今社会看到的常态,以至于有志的大学生毕业后,最不想成为的就是像他们的教授一样的人,因他们看到学术体制的危机。

不过,大约在2011年“佔领华尔街”运动遍烧全球前后,知识分子的样态似乎出现改变。美国冒起了一批“新知识分子”,他们成长于80或90年代,那是冷战结束后资本主义“完胜”的时代。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后,他们选择不进入(或是无法进入)学院,而办起了批判杂志,如Jacobin、The New Inquiry、n+1、The Point、Public Books等等。

这些新知识分子皆以左派自居,坚决反对自由放任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和学院左派不同的是,他们积极参与政治和社会运动,在体制外建立起论述空间,从而介入社会改革。

马来西亚知识青年

在马来西亚,我们似乎也可看到这样的转变。一群反体制的左派年轻人,自办读书会、讲座、小组织,他们渴望改革知识和社会,但不相信通过学术体制能带来改变。他们认为校园内的学术缺乏思想、缺乏经验,教授更是比他们更不了解社会的人。

这些小团体在华社渐渐显现,但在马来青年之中已建立起有力量的替代论述。他们积极参与社会运动、社区活动、街头读书会、自办杂志(zine)、独立出版,造就一场真正的文化革新运动。

甚至,马来独立出版社百花齐放,已成功打败国家语文出版局。独立导演阿米尔(Amir Muhammad)的Fixi出版社是大众文学和都市书写的主要推手,像DuBook、Thukul Cetak、Lejen Press这些独立出版社,他们抢眼的封面和敏感内容(如碰触宗教和社会主义)引领阅读潮流。

当然,在“生意做大”后,某些独立出版社也面对各种骂声,例如为了出版而出版、内容没有质量保证、譁众取宠等等。更值得关注的,实是在吉隆坡以外的地方,如新山、怡保、吉兰丹等地,那些更小规模的独立出版社的个性实践和在地关怀。而在校园外推动阅读和讨论亦有不少组织,其中已成军5年多的“街头书坊”(Buku Jalanan)可说是标杆,从较为“保守”的沙亚南(Shah Alam)起家,发展至目前全马各地有80几个分支。

他们奉行“BACA”(即马来语的“阅读”)——书本(Books)、艺术(Arts)、文化(Culture)和运动(Activism),让文学艺术和阅读变得有趣和生活化,也不忌讳公开讨论敏感问题。

公民社会顽强抵抗国家霸权,知识团体也走出校园争取话语权,其中不少马来青年其实毕业自保守的土著大学玛拉工艺大学(UiTM)。很长一段时间,从华社的角度看来,马来社群与国家机构的关系相当融洽,而华社则自成一个民间,抵抗国家霸权。但目前在马来社会看到更多反体制青年,积极推翻旧有论述空间,自己开创新局面。相较起来,华社青年的知识实践管道则相对有限,未在民间见到如此活力有趣、有革新面貌的文化运动。

萨依德的启示

这也是“业余者”成立的契机——反对知识被捆绑在校园,希望能更“接地气”地做知识工作。组织名字“业余者”取自美国籍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依德(Edward Said)对知识分子的定义。他说,知识份子同时也是业余者,不为利益或奖赏所动,只是为了喜爱、兴趣和良心去从事知识工作,且不受限于狭隘的“专业”或行业标准束缚。

换句话说,知识分子为思想生活,但不是靠思想生活(美国犹太社会学家路易斯科塞[Lewis Coser]语)。萨依德理解的知识分子是精神上的流亡者和边缘人,甘冒被烧死或放逐的危险,也必“叱责腐败、保卫弱者、反抗不完美或压迫的权威,这才是他们的本色”。因此,这样的业余者永远不安分,不愿被固定模式禁锢,不断寻求突破。

萨依德的知识分子宣言自然崇高,这也是许多左派知识分子的自许——站在清醒的位置点醒沉睡的人。他自己就因对权势直言不讳而成为争议人物,甚至遭到死亡恐吓。近年来,所有进步青年几乎都“天然左”,反对99%的权贵,以1%边缘人的姿态控诉资本主义和官僚体制。进步青年要独立自主、非主流,他们关注边缘少数群体(同时也自认边缘),鄙视一切制式体制,包括朝九晚五的工作。

然而,我们也需警惕,左派知识分子站在道德制高点的危险,容易让人倾向绕开实际和具体问题,或不觉得有必要将概念转化为可操作方案(令人想起法国哲学家雷蒙阿隆[Raymond Aron]所说,马克思主义神话才是知识分子的鸦片)。

这也是许多人对知识分子“虚伪”的批评,因此在行驶道德批判时,本身也须拿出道德实践,避免用华丽浮夸的词藻来譁众取宠。后者是当今许多政客或评论人的做法,他们为自己树立假想敌,把自己做的事情或理论抬得高一些,让人仰望。

马克思曾说,“良心是由人的知识和全部生活方式来决定的”,因此知识分子的良心离不开对其生活实践的检视。当然,社会工作有分工,知识分子利用论述改变世界,常遭批评为只是空讲,没有行动。但知识分子的首要责任是在思想和语言上,如何让论述更紧贴生活与现实,而非卖弄空洞的学问,并能够接受检视;这比起要求知识分子参与实际组织工作促成社会改革,来得更为重要。同时,遇到不公正、不正义之事,知识分子也要当仁不让地站出来发声。

怠惰愚昧的知识分子

这便是萨依德所主张知识分子“公共性”,而知识分子的公共参与则必须回应他们所属的时代。事实上,虽然“公共知识分子”缺乏,但除了公共性以外,知识分子的思想内容才是更关键的问题。

如马来西亚已故思想家赛胡先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所说,知识分子最大的问题其实是怠惰与愚昧,他甚至自行创造了一个词“Bebalisma”,即愚昧主义,来形容这样的知识分子。愚昧主义是一种态度,既无知又顽固,怠惰又冷漠。这些专制且一味以自己逻辑行事的愚昧分子,对问题没有深刻反思,即便掌握知识却受到愚昧蒙蔽。

他举的例子是巫统在70年代出版的一本集结了14位“知识分子”的力量所撰写的《精神革命》(Revolusi Mental),这些作者劝导马来民族要改变懒散的态度,但他们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殖民者对懒惰土著的偏见,暴露了短浅眼光和薄弱思想。我们或许可称他们是忧国忧民的“公共知识分子”,但其匮乏的思想更令人担忧。

此外,阿拉塔斯举了一个令人心有戚戚焉的例子,即苏联小说家冈察洛夫(Ivan Goncharov)所描写的暧昧角色奥勃洛莫夫(Oblomov)。他虽然个性善良正直,对现实不满,常有各种批判想法,但却总是犹豫不决,不付诸行动或参与任何具体工作,在小说的前一百页半步也没离开房间。

知识分子要避免成为的,正是这种满脑子抱负理想却无法踏出舒适圈的怠惰之人。所谓的“舒适圈”,以当代话语或许就叫“同温层”——在知识上满足于自己所学所见,不对其他领域感兴趣;在沟通上抱紧和自己同调的人,很快与批评者划清界限;在生活上享受自由清新的“小确幸”,选择自我沉溺。

社会改革的底蕴是思想,而思想的形成是缓慢的知识积累。在后308时代,我们不乏相信以抗争运动改变世界的青年,但真正缺乏的或许更是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萨依德和阿拉塔斯皆强调,没有一己的知识分子,意即知识分子必须具公共性,同时也形成一个知识分子群体,方能发挥作用。

然而,这样的理想或过于宏大,一个知识分子的养成,都是将知识追求视为为一己之惑上下求索的旅程。在谈论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以前,知识分子先是一个游世的“人”,如何诚心面对自我,虚己受人,已是一场知识的反思工程。而青年知识人如我,仅能期许能保持对理想与现实的热忱,首尾一致。


苏颖欣,独立研究者,关注文学、历史与文化。

编按:本文原收录于“业余者”小志《知识分子》,段落略有调整。本文获得业余者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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