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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转型的族群宗教之困

    (更新:)

    【精选书摘】

    如本书开章所言,我尝试解答的两项提问是:

    一、联盟/国阵政权凭什麽长期稳定地维系此“半民主”政体?这类要素,如今是否已经逐渐消逝?

    二、马来西亚民主转型的展望如何?困难何在?

    联盟/国阵政权所谓“协和式民主”的族群共治与族群分工模式,在1969年的五一三族群流血冲突爆发前,其实并非如此稳定。这一方面是联盟三党之间,自始就存在着实质的不平等,难以真正相互否决;另方面则是在独立前期的双族群社会对峙下,身在联盟的马华公会,固然接受“马来西亚基本上是马来人的国家”,联盟以外的其他马华政治力量,却不必然接受。而巫统虽普遍被马来人视为族群权益的捍卫者,当巫统“对华人退让太多”,部分马来选民就会以选票抗议。五一三暴动最终以暴民的暴力和军警的武力,压下了这场纷扰。

    后五一三时代的国阵政权,相比1969年前的联盟政权,显然稳定得多。国阵政权之所以异常稳定,不仅因为它是个名副其实的大联合政府,将五一三暴动后几乎所有的反对党都收纳其中,更重要的是马华社会锐气已失,但马来社会的忧惧未失。

    华人的忧虑

    马华社会一直到2008年大选前,都极易遭受国阵政权恐吓。1970年代以降,历届大选,虽然都会有不少抗议性质的马华“赌气票”,无论如何都要投给在野的民主行动党,但反对党一旦势盛,主流的马华社会反而会怕,五一三动乱的阴影就隐隐再现。于是1999年大选,当马哈迪政府看似势危时,不少华人就回过头支持国阵,最终让马哈迪安渡难关。

    此外,当马华意识到华基反对党根本无望变天,他们终究要去面对一个不友善却不得不打交道的官僚体系时,马华公会、民政党等华人/ 华基执政党虽已无力左右国家大政,毕竟在朝为官,“朝中有人好办事”。反过来说,朝中要是真的没了自己人,“朝中没人 怎麽办”?这种患得患失的忐忑心理,也让马华社会不敢轻易“全面造反”。

    马来人的忧惧

    马来主流社会一贯未能消除的忧惧,则是马来人固然掌控政治,华人却依然主导经济,更始终不愿真诚地接受马来西亚是个马来人的国家,所以万万不能重蹈1969年大选的覆辙,让华人差点就也掌控了政治局面。如果政经双失,那马来人就会 在自己的国土上,无立锥之地。

    1980年代后,这种忧惧,还要再加上异教徒世俗或不道德的生活习尚─譬如饮酒、赌博、吃 猪肉、养狗、穿着暴露、婚前性行为、同性恋等─对其虔诚宗 教生活的冒犯、侵扰和挑战。

    不过马来主流社会认定的“华人依然主导经济”这一点,摆在今天的情境看,已是想像多于真实。1970年巫统藉五一三暴动的契机着手“重组社会”以前,华、巫的经济实力对比,的确悬殊,遑论半岛上所有像样的城市,当时基本上都是由华人创建、聚居、主导。然而即便是在当年,外资(特别是英资)其实才是马来西亚经济的主宰者。

    1970年后,国家之手强力介入经济运作,新冒现的许多公立产业机构、集资投资机构和大型国企,都肩负着转移财富的特定使命。经过数十年经营,它们其实已经代马来社会掌握了大半的国家财富。

    早在2006年,林德宜为ASLI(Asian Strategic and Leadership Institute) 撰写的争议性报告曾指出,观察土著在全国拥有的企业股权比例时,如果计入这批专责机构与大型国企的资产,土著实已掌握了四成五的企业股权,而非官方所宣称的多年来没什麽长进 的18.9%(The Sun 2006.10.11)。

    马来西亚的中小企业主,的确大多仍是华人,至今也还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主力,但他们既难获得政府襄助,规模亦远不及大型国企,创富能力根本无法相比。

    华、巫经济实力近年来的消长,还可藉金融界的变化 一窥虚实:本土的华资银行,曾经盛极一时,然而数十年来不断地遭国有银行逐步併购整合后,郑鸿标的大众银行(Public Bank),如今已是硕果仅存。话虽如此,一般人的观感,难免还是会受“2016年马来西亚的十大富豪榜,十有八人是华裔”的这类传媒报导,强烈影响。

    执政菁英操弄族群议题

    两大族群内主流成员的这种心理状态 ,自然容易让执政菁英在关键时刻——譬如情势相对不明朗的特定大选前夕─ 刻意操作争议性的族群、宗教议题,以创造危机氛围,确保政权。反过来说,情势稳定时,国阵就会改以中庸自居,标榜繁荣稳定进步。

    这种操作手法,一直到2008年大选前,可谓屡试不爽,差别只是随着马来选民与马华选民的影响力日益悬殊, 情势不妙时,巫统会为了固守马来基本盘,更赤裸裸地挑起争端,操弄“马来人大团结”或“穆斯林大团结”的狭隘诉求,不惜牺牲盟党利益。

    以上分析,诚然过于简化。首先,影响政权安稳与否的因素甚多,族群视角有其局限。其次,即便只取族群视角,马来西亚并不仅仅是巫、华两大族群。不过影响政权安稳的因素,固然甚多,如其领导国家经济发展的能耐和国际经济大势的周期等,都可能会拉抬或打击政权在特定时期的选举表现,但说到关键要素,应该还是族群。

    我们若仔细检视历届大选的过程和同时期国际政经环境的变化,当可见国阵政权的经济表现,固然影响选情,却从来不会致命。而在1970年代至2008年这段几近四十年的岁月里,曾有整整两代马来西亚人,因为对国内族群政治的常识性理解,根本无法想像国阵政府垮台。

    至于第二点,马来西亚确实早就不是“双族群社会”,肆无忌惮的选区重划不公,更是已严重削弱马华的政治代表权。不过据马来西亚国家统计局2020年的人口预测,马华毫无疑问还是第二大族群,将会佔全国人口的20.6%(694.7万人)。更重要的是,马华人口因为集中于城镇地区,目前仍可在全国约三、 四成的选区里,主导或影响选情。反观印度社群,2020年的人口预测虽仍有6.3%(213万人),但却没能在全国任何选区里佔据多数,也就没什麽实质影响力可言。

    至于东马的非穆斯林土著,经过国阵政权多年来刻意分化,政治力量支离破碎,也早已不足为患。简言之,马来西亚独立一甲子,巫、华两方的政治能耐虽已不能等量齐观,却依然是两大要角。双方的冲突,仍会是族群政治核心。

    马来人忌华人掌权

    2008年和2013年大选昭示的转型前兆,是马来西亚民间社会多年积变下的成果,虽曰突然,有迹可循。这方面一是马华社会普遍求变,二是部分城镇马来中产阶级的反省与鬆动,后者尤与1998年安华事件的刺激有关。两者迭加,终使跨族群政治略见雏形。

    然而这当中有个难解的结,就是主流的马华社会越“反政府”,主流的马来社会就越忧惧。所以当华人压倒性 地支持民联或其后的希盟时,又恰逢马来政治史上空前分裂的时期(半岛上的巫人/巫基政党,目前就多达五个,即巫统、伊斯兰党、国民诚信党、土著团结党和公正党),不少马来人难免感到不安,深恐华人乘隙掌握政治主导权。

    事实上,保守马来选民的疑虑,已经多少表现在2013年大选时,伊斯兰党和公正党逊于上届的选绩上。(1)这埋下了伊斯兰党选后为巩固其保守派基本盘,积极重推伊斯兰刑事法等宗教议题的伏笔。争议随即引发伊斯兰党与民联另两个盟党的矛盾,亦导致伊斯兰党内分裂。

    而随着第十四届全国大选的脚步逼近,伊斯兰党甚至于2017年9月间,开始抛出“票投希盟,就等于票投民主行动党”的说法,至此该党对华人政治力量的戮力提防,已丝毫不加掩饰。而伊斯兰党与其多年寇雠——巫统近来微妙的友善互动,则隐隐然是藉“马来人/穆斯林大团结”来感召马来选民。因为马来穆斯林的深沉不安,下届大选,反而极可能是面对丧权威胁的首相纳吉、巫统及其外围组织们,最放肆地操弄族群、宗教议题的一届大选。

    马来族群认同与穆斯林认同

    马来西亚的民主转型进程,短期内并不乐观。“抗变”的马来主流社会心态,或是最大阻力。当然,“马来主流社会”的内涵为何,是有争议的。如第五章所述,国阵在2013年大选夺下的133国会议席当中,高达112席是来自选民相对单薄的乡郊选区。

    乡间的保守马来穆斯林,加上城镇里的虔诚中产马来穆斯林,人数即便不是绝大多数,应已足以构成马来政治主流。这个主流马来群体,经历过1980年代以降伊斯兰化政策的洗礼,宗教意识甚强,又因为“马来人都是穆斯林,穆斯林则绝大多数是马来人”的国情,其族群认同与穆斯林认同存在太多交集,显然无法在短期内就根除他们对“盼变”华人的高度猜疑。

    其次,在野政治菁英为早日达成政权轮替的目标,汲汲于建构两线制构想下另一足与国阵抗衡的联合阵线,却似乎没有对仿傚国阵的盟党“族群分工”趋向,有足够的警觉,也未认真处理盟党间缺乏共享的核心价值与意识形态的问题。

    举例来说,土著团结党是巫统的分裂政党,而民主行动党与这个希盟的新盟友之间,除了对终结贪腐丑闻缠身的纳吉政权深有共识外,再没什麽共同的目标与追求,遑论后者还是个不折不扣的马来政党。

    所以希盟即便因为某些特殊的历史机缘,侥倖执政中央,结局大概也只有两种可能:

    1.逐渐退化成由某个强势的巫人/巫基政党主导的执政联盟,与下野的国阵,共同发展出“类马来两党制”;

    2.各盟党在面对国内继续层出不穷的族群、宗教争议时,因为价值观差异过大,无法相互容忍妥协,最终交恶拆伙。

    不过长远来看,马来西亚民主转型逆转的可能性甚低。该国由半民主转型至民主的过渡阶段,或许需时甚长,但前景乐观。这样的判断,一是基于混杂型政体的内在张力,最终仍会导向变革;二是马来西亚多年来持续推进的城市化与经济发展步伐;三则是国际大环境的影响。

    关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可议论之处甚多。马来西亚本就是个相对开放的社会和经济体,易受外来思潮影响,显例之一,正是中东伊斯兰复兴运动在此留下的烙印。

    1980年代后,国家的伊斯兰化举措,已经留下了某些难以逆转的体制变革,养出一批新体制的既得利益者和捍卫者,更潜移默化地形塑了马来新世代的保守宗教观。不过与此同时,中断多年的英校体系正逐渐复兴,(2)中文亦随中国在本区域的崛起而起。(3)

    相异的语文教育背景,往往会培养出相异的世界观与价值观,马来社会的内部歧异,或会跟着逐渐扩大。二十年后,马来西亚极可能再现阶级和语文紧扣的早年社会现象,即西化又爱讲英语的城市马来中上阶层,对映城、乡地区的保守工农马来语社群。两者世界观与价值观上的不一致,或导致前者终起而抗拒进 一步伊斯兰化的举措,追求西方相对世俗、民主、多元的生活模式。这种迹象今天已见,但还远不成气候就是(王国璋2016)。

    注释:

    1. 伊斯兰党夺下21国会议席,比上届少了2席;公正党夺下30国会议席,比上届少了1席。华基的民主行动党则是最大赢家,共拿下38国会议席,比上届增加了整整10席。

    2. 马哈迪曾于2003年在全国中、小学校同步推行以英语教授数理科目的政策,但成效奇差,折腾七年后就难以为继。国阵政府紧接着再以迂迴手法,推行类似政策,譬如于2016年开展的双语教学计划。迂迴之道的另一面,则是索性以“私营化”手法,恢复中断了数十年的本土英校教育。这方面的作法,一是纵容强调英语教学的私立中小学校发展;二是批准创设大量所谓的国际学校;三则是延续1990年代英语私立大专院校涌现后的发展势头,进一步完备本土英文教育体系(王国璋 2016: 14)。

    3. 英文私校及国际学校蔚为风气之际,马来子弟入读华文小学的人数也在逐年攀升,总量虽还不算大,增长的步伐却很可观。教总2015年的调查报告就显示,2010——2014年间,全国华小的马来学生由55,976人增至66,647人,五年内增幅19%,已佔华小学生总数的11.7%,而这 还不包括印裔和东马的土著学生(锺传颖 2016)。此外,马来西亚政府和中国政府自2011 年起,就开始逐步承认彼此的大专学位。2012年起,马来西亚正式承认中国820所大专院校 的学位;2013年起,再承认台湾157所大专院校的学位。此后赴中的官派留学生人数增加, 不再只局限于欧洲、北美、澳洲和中东等地。

    参考书目:

    王国璋(2016)〈族群、阶级、语文:六十年速写〉,刊于《当代评论》总第11期。页11-17,吉隆坡:林连玉基金。


    王国璋,马来西亚北海人。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硕士,香港大学博士(亚洲研究)。曾在台北、澳门、香港的研究机构和大学担任过研究助理、兼职导师、专任导师、副研究员等职,现为独立研究者。研究兴趣主要在族群政治、语言政治及海外华人。著有《马来西亚的族群政党政治,1955-1995》(1997)及《菲华商联总会之兴衰与演变,1954-1998》(2002,与张存武合撰)等书,近年时评则散见于马来西亚、香港和新加坡三地。

     

    编按:本文原为王国璋《马来西亚民主转型:族群与宗教之困》一书之第六章,原题为“抗变的马来社会与盼变的马华社会”。本文获得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授权转载。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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