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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主转型的启示

    (更新:)

    【伊曼努尔】

    在1970年代以前,大多数政治学者对民主化的研究,聚焦在宏观社会结构与条件的分析,诸如经济发展、政治文化、教育水平、人口结构、中产阶级的兴起等因素。

    这些研究从宏观社会结构的嬗变切入,剖析和解释一国得以民主化的先决条件,以及这些因素对民主化的影响。当时在政治学界,普遍流行一种看法,就是一国之经济发展愈发达,公民政治文化愈成熟和中产阶级数量愈庞大,对一国得以民主化具有关键的影响。

    发展经济延宕民主

    不过,随着美国政治学者杭廷顿《变迁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的出版,对上述的观点提出挑战,指出经济发展不必然会成就一国之民主化,反之会造成一国在政治上的失序。盖随着一国之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亦丕变,造就一些新的社会群体,如专业人士、中产阶级、劳工团体、新式军人集团的出现。

    如果政治体制无法适时吸纳这些新兴社会力量的声音,让其代表成为统治集团的一员,在政治上保障和照顾他们的利益,时间一久,这些社会新兴势力将会对既有的体制日益失望和不满,并做出各种冲击体制的集体行动(譬如工人透过罢工、中产阶级透过示威、军人透过政变),从而埋下社会分裂的种子。

    与其同时,上述研究路径始终无法有效解释一些桉例:譬如印度从脱离英国统治独立以还,其民主制度持续稳定运作(除1975-77年短暂的紧急状态外)迄今,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的议会民主国家。反之一些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条件表现皆较印度来得发达的国家(如一些中东产油国),却无法民主化。

    另外,相关研究的结论会推衍一种观点:发展中国家应该专注在发展经济,待经济起飞,社会条件成熟后才能推行民主化,从而为一些发展中国家的独裁威权政权的支持者所挪用,做为延宕推行民主化的藉口。

    政治博弈乃转型关键

    为了纠正上述研究路径的缺陷,德裔美国政治学者罗伯托在1970年提出,构成民主制度有效运作的社会背景和条件与启动民主转型的条件是不同的。前者是指一些有利民主运作的社会宏观因素,诸如经济发展水平、国人的识字率、政治文化甚至国际因素;后者取决于政治行动者在微观上博奕互动所造成的结果。

    易言之,社会宏观的结构面虽然有助于民主制度得以有效运作,但却非导致民主化的直接原因。职是之故,社会宏观结构面与民主化并无直接的因果关係,反之影响或决定民主转型之所以得以发生,更多是取决于政治行动者(统治集团成员、在野领袖和群众等)政治博奕的结果。

    所以,社会社会宏观结构因素虽然让民主制度的建立得以可能,然而使得民主转型可以实现则取决政治行动者博奕互动的结果。故其所关心的视角,一言以敝之,就是认为政治菁英、派别和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奕互动过程中的政治抉择,才是决定民主转型结果的关键因素。

    在罗伯托观点的启发下,政治学者产生一系列的民主转型学(Transitology)研究成果,从政治行动者的视角,分析民主转型发生的原因、转型的过程和次序以及其后果。

    民主转型阶段和路径

    在这些民主转型学的研究裡,对我们当下的政治处境深具启迪的,无疑是有关民主转型的阶段和转型路径的讨论。在民主化的阶段方面,一般而言政治学者会分为自由化时期、转型时期和巩固时期等三期。首先,自由化时期是虽然威权政权仍然掌握政治上的统治优势,惟因为种种施政的失当,造成统治权威开始退化或鬆动,受到社会上愈来愈多的质疑和挑战,让威权政体的镇压成本增加,对反对力量的打压,逐渐力不从心,捉襟见肘。

    此时威权统治集团内部会产生歧见,出现温和派的声音,不同于强硬派,坚持对反对力量绝不手软,镇压到底,温和派则认为对反对力量应以抚代剿,并尝试透过修补威权体制内部的若干弊端,以便重新巩固威权体制的统治正当性。当统治集团内部对处理反对力量的方式出现不同的意见,无法有共识,从而影响威权体制对反对力量的镇压力度,也让社会上的反对力量有了发展和壮大的机会。

    持续的自由化,可能会造成威权政体的鬆动,并削弱其社会管制的能力。此时若伴随重大政经危机的发生(诸如经济萧条、战争失利、国际制裁、公民起义、强人逝世等),将逼使统治集团妥协,愿意开放政权,从而开启民主转型。

    从转型期到巩固期,有所谓以两次政党轮替为指标的说法,也就是判定一国民主化是否得以巩固,在于其是否透过自由选举和平的方式,经历至少两次的政党轮替。不过,如众所知,民主转型并非一蹴而成,过程中亦非直线前进,而是起伏不定,迂迴曲折,当中甚至可能会发生民主倒退、崩溃和停滞。

    308政治大海啸成因

    若从上述民主化阶段学说省思本地的经验,我们会发现,可获得若干学理上的印证。马哈迪统治晚期,经历烈火莫熄的冲击,威权统治集团虽在政治上尚保持一定的优势,惟其统治认受性已呈强弩之末。为此,巫统透过阵前换将,借由新首相效应,冀能重建其统治认受性。

    伯拉上台后,试图在不影响巫统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下,不改变国阵的党国统治既定的制度结构下,从事若干有限的公共治理上的修补工作。诚如托克维尔所言,一个坏政权最危险的时候,就是它开始做出若干调整和让步的时候。伯拉显然无能驾驭和操作如此複杂的政治时刻,结果两面受敌,内外夹击:强硬派认为他对反对力量过于软弱;进步力量又不满他的改革幅度。

    虽然,伯拉后期试图回到强硬路线,惟已经无力扳回颓势。308政治大海啸,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发生。从政治菁英权力斗争互动的视角,可以解释引发威权体制鬆动的根源性原因。上述历史过程,大致符应从自由化时期到转型时期的民主化理论轨迹。

    民主化三种转型模式

    杭廷顿曾根据民主化过程中政治菁英的抉择和互动,归纳三种转型模式:(一)变革,统治集团由上而下主动开放政权,完成民主政权交替;(二)置换,由反对派主导,成功推翻旧政权,实现民主政党轮替;(三)移转,统治集团与反对派达成妥议,共同促成的民主转移。

    从308到505,在野势力自信能透过选举,完成政党轮替。惟经过505的功败垂成,在野势力认定至少在一段长时间内,单凭自身力量无法实现政党轮替,必须争取统治集团内部的若干势力的支持和合作,才能完成上述民主转型最重要的历史任务。

    譬如行动党的中道论述(或被批评为大爱的论述)就是这样的思维下的产物。行动党中央原想透过这样的路线调整,争取更多的社会认同和支持,惟这目标若处理不当,可能会出现一种两面不讨好的危险局面:一方面造成原来支持者的不满,认为行动党变节了,背叛过去的政治信念,出卖选民,从而投向其他激进阵营的怀抱(如响应投废票、乾脆不投票或其他反国阵的第三势力);另一方面对原支持巫统的马来选票来说,会认为行动党的转向,证明过去巫统的做法是对且符合其利益,更没有必要改变投票取向的。

    “马”首是瞻失主导权

    在民主转型学有所谓四方博奕互动理论,将民主转型过程中的政治集团分为四个派别:统治集团内的强硬派和改革派;在野势力的温和派和激进派。上述四派彼此的合纵连横,选择不同的合作对象,会导致不同的转型结果。

    例如该学说认为,如果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统治集团内两派意识到,维系政权才符合两派的最大的利益,两派冰释前嫌,联手合作,压制在野势力的挑战,如此威权体制将免于崩溃,得以延续。又统治集团内的改革派若选择和在野势力的温和派结盟合作,一方面改革派可牵制强硬派在民主转型过程中的反扑,另一方面温和派则可抑制在野势力往激进的路线发展。

    惟两者(改革派和温和派)得以合作的前提是:温和派承诺民主转型后,不会彻底清算旧政权的政治人物,且其若干特权会继续得到保留,而改革派则愿意和平转移政权,两派达成这样的政治妥议,民主转型才较有可能完成过渡。

    对不少人来说,上述民主转型路径讨论,对当前希盟和马哈迪结盟提供学理上的支持,并举当年南非曼德拉选择和白人政权的总统德克勒克合作、南韩金泳三和军人总统卢泰愚的政党结盟,完成民主政党轮替等历史事件为“与马共舞”解话。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南非、南韩的历史经验,当时两国的反对派领袖是扮演主导的角色,代表出选总统,原执政集团势力只是抬轿者,反而眼前希盟似乎是“马”首是瞻,填补安华入狱后的领导真空,俨然是希盟共主。

    当前独裁者被反对派奉为共主,难免让人生起疑惑:纵使政党轮替实现,会不会是换人换党,不换路线和政策?


    潘永杰,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硕士,现任职民间教育机构。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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