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彭淑兆医生认识是在1992年一个教会办的夏令营。那时见到年过七旬的她以流利的英语和一位英国老太太闲聊，而且还涉及英国时事和政治，心里有些怪怪的感觉。

怪，是因为英国的所谓“老华侨” 我接触不少，但能够以英语表达深刻意见的似乎没见过。这位中国老太太，我心想，“必定是来自南洋一带读英文书的“二毛婆” 。”

孰知在活动进行时，她忽然以动听的华语发表看法，遣词用字的精准让我折服。这么一口漂亮的中文，我又心想，“肯定不是来自马新一带了。”

客家话成共同语言

这么一个特别的老人家，不得不让我感到好奇。于是，我争取餐叙时间和她交谈。一谈之下，非同小可：她原来祖籍广东梅县，卅年代毕业自当时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医学院，国共内战期间到香港大学教书，1960年到英国做研究，一住就是卅几年。老人家一听我来自马来西亚，劈头就用文雅动听的梅县话问：“晓讲客家话冇？” 我猛地点头。从此，客家话成了彭医生和我之间的共同语言。

彭医生是那样地亲切，总是面带笑容，每次我到伦敦西北部她的小筑去探望她，她一开门就是一句：“这娃儿又来打扰我老人家了。这次带点什么好吃的来啊？ 老婆饼是不能少的！”。然后我们一老一少边吃边聊。她有一次嘲笑我的客家话带有香港新界一带的口音，说话比她更像“老华侨” 。接著自我纠正：“我这么说就带点文化优越感了，其实不好。”

家乡第一个女大学生

我和彭医生是忘年交，彼此间无所不谈。中共建国以前，广东一带妇女读书的不多。但彭医生的父亲有远见，坚持让她上大学，她也因此成了家乡第一个女大学生。她不时会看著客厅上摆著的，早已安息主怀的父母亲的照片，下面还有自己写的几个字，大意是：“在世感恩，天家再见” 。

老人家好客热情，择善固执，定居英国几十年也没有失去一些好的“封建传统”。好几次我经济出现拮据，她知道后必定慷慨解囊，而且从不要我言谢。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她在伦敦也接待了不少留学生。虽然彼此都是中国人，毕竟成长的背景迥异，彭医生在和他们交往时，常常有比和英国人相处还严重的文化隔阂。有一次，她很感叹地说：“我只能在港台和南洋一带的华人身上找到自己当年所熟悉的传统价值。”

当然，彭医生对我们这些“海外华人” 是有些过誉和浪漫的想像。人性本来就有其阴暗面，在人类社会中，猜忌中伤，背信弃义素来就和温柔敦厚，谦恭有礼并存，文化大革命只是把人性的阴暗面暴露到极点。看看马来西亚所谓文化和评论界的虚伪，文人之间的相轻甚至相嫉，谁敢保证来一个文革之类的运动，我们能坚持信义到底？

女士学医者，梅县第一人

最近读了专门研究民国史的近代史学家章立凡主编的《往事未付红尘》，里面谈了不少民国人物的事迹，包括陈独秀和胡适，当然也少不了康有为的女儿康同壁。在记念康同壁的文章中，章一开始就写道：“ …立国十几年来所提倡的，都是一种斗争的文化与教育…相比之下，反不如封建文化培育出来的老年人可靠，起码他们懂得礼义廉耻，讲究忠恕仁爱。”

章要表扬的，就是乱世逸民康同壁的义举，在那个邻里相互监督，夫妻彼此举报的年代，以有限的力量照顾有需要的人。对于康因为曾经独自到印度大吉岭探望父亲康有为，自豪而写下“若论女士西游者，我是支那第一人” ，我感到折服。(曾向北京社会科学院的孙歌老师请教，她说在日本侵华以前，“支那” 二字并无贬意，反而具有现代化象征意义。孙中山和梁启超等人都曾使用，秋瑾甚至自称“支那第一女”。)

康同壁豪爽大方，毫不忌讳地自称是中国女士西游第一人。如果我认识的彭医生要写下“若论女士学医者，我是梅县第一人” ，大概也不为过了。

两年前，彭医生的亲人成功说服她回到大陆，现在定居在潮州汕头。如今已快年近九旬的她依然乐观积极，对自己于垂暮之年可以和兄弟姐妹团圆，她存有无限感恩。我也答应要和几个当年在伦敦的好朋友找个机会到汕头和她老人家叙旧，让她看看我这个“娃儿” 现在的样子。当然，老婆饼照样是不能少的。

人生就是记忆，但不必腐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