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体验(二):火星上的读者杂想

曾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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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阅读日】

近期喜欢上日本作家宫本辉的作品,台湾出版社青空文化从去年开始,一口气出版了宫的《幻之光》、《月光之东》及今年三月推出的《优骏》。《优骏》一出,我忍痛在台湾网路书店博客来下了单,三天后,手上拿着热腾腾的新书,欣喜之下,暂时忘掉因邮费和汇率而贵上两倍的书价。

其实我大可以等待两个月,再去看看马来西亚城邦书局有没有进书,依照长期观察,吉隆坡所有书局都没有引进宫本辉,唯城邦有。又或者我可以直接向城邦下单,多付一本10令吉的邮费,等两三个星期大概就可以拿到书。可是我没有办法,看着那典雅的封面,只想尽早拿在手上翻阅。

台湾十多年前出了不少宫本辉的书,可惜大部份都绝版了,搜书不易。倒是可以找到中国简体版,近年中国书的设计和翻译水平都有提升,我不抗拒中国版,上淘宝一淘,书价比台版更实惠,选了3本也不过40块人民币。谁知道邮费一算下来,可把我惊呆了,邮费要160块人民币,远远抛离书价!

我放弃下单,忍痛关上网页,一边叹气,一边刷脸书。一位同是宫本辉书迷的香港网友,上传了一张照片,照片拍的是她家附近的社区图书馆收藏的宫本辉,至少五六本绝版的台版书。她喜孜孜地分享宫本辉《河川三部曲》的阅读心得,向我大力推荐,我只能苦笑。

别指望图书馆

我们讨论过图书馆的问题。她总是能随心所欲地在图书馆找到想读的书,不管是社区图书馆或她就职的大学的图书馆,都像是她极其方便的私人图书馆。我为此羡慕说“有图书馆真好”,她叫我别说笑。

我跟她说,马来西亚极少公立图书馆,大部份是一州一图,而不管是国家图书馆、州图书馆或市图书馆,要不很少华文书,要不根本没有华文书。当然有一些以华文书为主的民间图书馆,最盛是在50年代,华人社团在全国各华人新村创设民众图书馆,但这数十年来,民众图书馆一间间减少,至今似乎只剩下个位数。目现有民间图书馆的问题是,空间不大,资源有限,馆藏有限,地点太远,甚至开放性不足。

香港人和台湾人常自称两地是文化沙漠,每每看到这些言论,我心里都会想,如果港台是文化沙漠,那马来西亚大概是火星了。不仅荒芜,更彻底欠缺水源、极寒和缺氧。少数读者就像《火星任务》里流落火星的太空员,孤独地活着,有什么吃什么,有什么书看什么书。

通俗读物当道

一些书商告诉我,马来西亚华文阅读最大的问题是出版业不蓬勃,国内华文书市场必须依靠台版和中版书,但由于欠缺本地经销商,书商直接到台湾和中国採购必须用现金买断,换算汇率和成本,以生活指数来比较,如此进口的书价自然相对昂贵。市场小和读者的消费力不强,若压低书价利润又少,因此书商都不敢大量进货,导致国内华文书的书种局限于销路较广的通俗读物、生活类书或专业书(如中医)。

书贵很难带动大众阅读风气,而书种局限也很难提高文化素质。面对书价问题,本地书商自有因应之道,在我成长的八九零年代,翻版书可谓大行其道,大量翻版言情小说、武侠小说、励志书藉、个人成长等,一本5令吉、10令吉,最贵也不过十多令吉。

某次和一位书商聊起国内翻版书,他说,当年有四大翻版书商,人称四大天王,可见翻版书是一门市场不小的生意,举例来说,约2000年前后,台湾书《乞丐囝仔》可让翻版书商赚翻了,翻版书至少印了3万本。

虽说翻版不对,但此作法也确实稍为提振大众阅读文化,但阅读素质呢?翻版书市场几乎不见经典文学、世界文学、社科文史哲的书影,在商业利益考量下,书种仍然非常有限。

这数十年来,还是有一些独立书店努力提升书的品质,但随着年代变迁,传统书店不是一家一家倒闭,就是转做文具店。原有十多家书店的茨厂街一带,目前只剩下一两家。

所幸,吉隆坡仅存的数家华文书店的选书日益多元,有者甚至大量引进社科文史哲书类,对于读者来说,如同在火星上发现水源一样欣喜。但是,书店太少,进书有限,未必能完全满足读者的阅读兴趣,我寻找宫本辉的过程就充满了挫败。而数家不大的书店也难以改变整体的阅读风气。

读了什么书成为怎样的人?

前两年,一台湾出版社总编辑到吉隆坡考察市场,有缘与之一席谈。她知道目前大马华文出版业生意做得最好的是青少年读物,如《红蜻蜓》、《魔豆》等出版社已打入全国中学市场,销量好的书可卖上万本。她问我们有没有看过这些书,还问了一个很有深度的问题。她说:

“如果这一代年轻人都是看此类书藉长大的,那他们会成为怎样的一代人?”

我思索良久却回答不了,这问题太难了。想我那年代的人,年少时较易接触到的书是岑凯伦、金庸、卫斯里、张曼娟、戴晨志等,我不知道我们现在变成了怎样的一代人,毕竟后来有人不再阅读,有人目前还爱着岑凯伦,有人读了更多的书,大众读物已经满足不了他。

时代的读物真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吗?我想像自己是五六零年代成长的青少年。我读冰心、老舍、巴金长大,我会不会比现在的我更知性、更有文化素养呢?我不敢贸然回答如此宏观的问题,但我想,年少时的阅读,必然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正在探索自我与人生的年轻人,而若我们读的是不谈价值不谈生命重要议题的通俗读物,可能就无法从阅读中学习深度思考、寻找生命价值和自我认同。

阅读质量同等重要

当我们谈到阅读,我们较常关注的是量的问题,质的问题很少提及。这可以理解,毕竟读者人口如此稀少,书业都撑不起了,再计较书的品质会不会太严苛了?但这会不会是一个迷思呢?

想想,中学时期读《红蜻蜓》,上了大学后或出社会后还会想读吗?若中学接触的书类太单一,真的很有可能从此与书本绝缘。长远来看,书种的多元性较有可能培养长期读者,而思想读物更能满足爱读者,他们变成大人后,会关心下一代是否拥有阅读习惯,家长可是在提升社会阅读风气上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拉拉杂杂扯谈了这么多,无非希望更多人读书,更多人买书,好让书商更大胆进书,以让我更容易找到想看的书。看着新书出世却无法立时以合理价格拥有的痛苦,不是一般人可以理解的。最近得知台湾大块文化出了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河畔三部曲》,算盘打一打,心动不能行动,只好请在台湾唸书的朋友帮忙带回来,还有等一个月呢。

 


曾丽萍,毕业于新闻所,曾据任记者工作,目前在传播学院误人子弟。阅读兴趣包括城市、性别、现代性等。

按:本文为世界阅读日系列文章之一。


按维基百科资料: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4月23日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或世界书籍与版权日)。汉译另有世界读书日、世界阅读日、世界書香日诸种。

1616年4月23日,塞万提斯与莎士比亚辞世。4月23日也和其它一些伟大作者的生卒有关,诸如纳博科夫、哈爾多爾·拉克斯內斯、莫里斯·圖翁(Maurice Druon)、何西·布拉(Josep Pla)与曼努埃爾·巴列霍(Manuel Mejía Vallejo)等。

是故,以4月23日向书籍及其作者致以敬意,成了联合国大会的自然之选,以此鼓励年轻人,乃至每个人发掘阅读之乐,并尊重促进人类社会与文化发展的作家。


本文内容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当今大马》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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