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特约】

最近新山的地方政治不大平静。

一棵树因为威胁公众安全，但即使州议员出面投诉之后，新山市议会仍然毫无行动。最后透过媒体表达，可是市议员却暗讽州议员办事无力，声称只要州议员去找他，他就会去解决问题。

避兰东的华人义山在地方规划中却变成了伊斯兰墓地，同一位州议员出面指出问题并上书投诉，结果却招来拥有行政权力的市议员指责州议员不了解程序，没有做好份内事。

如果把细节部分删除只留下过程，可看见两起事件都拥有相同的模式。首先都是问题发生，接下来在野州议员指出问题，然后是拥有行政权力的市议员与官僚反指在野党议员办事不力。

地方议会非民选

这组模式想必大家非常熟悉。虽然事情不大，但却指出了今日马来西亚两个政治问题。

第一，被废除的第三选票——地方议会选举（县市议会），使得民意无法在地方事务上发声。自1965年取消地方议会选举之后，县市议员改由州政府委任，民意自此在地方事务上缺席。

县市议会除了像国会和州议会那般，制定和所属县市的相关法条之外，更为重要的是管理地方事务。简单说，地方行政即是由县市议员所组成的市议会和县议会所掌控。

如果地方议会是由选民用选票选出来，而无法处理好地方问题的县市议员，在下一届选举中就会被淘汰。可是，今天发生在新山的事情，说穿了就是一个握有行政权力的市议员不处理地方事务，反而要求他人向他求助，他才会出手帮助。

不尽责的市议员摆出官架子，以行政权力要挟他人和选民，是非常不健康的现象。这现象会发生，是因为选民缺乏选举地方议会的选票，才让这般市议员当道。

执政者操控资源

第二，必须为地方事务负责的人，是执政党议员，而非在野党议员。

制度上，不论是国家行政、州行政还是地方行政，都是由执政党完全掌控。再加上政治不良文化所致，执政党可利用执政优势来操控资源分配，导致在野议员所在的地方通常获得较少的资源。

在这情形下，如果因在野党议员对于选区内的地方事务没有任何帮助，进而责怪他们，是怪罪错对象了。必须为地方事务上没有任何进步的，是执政党。

特别是在县议会和国会中的在野党议员，由于不是行政团队中的一员，并且还是在野党，受到更多的打压。执政党也藉着剋扣在野党议员所属选区内的发展经费，不但藉此打压议员，同时也在利用行政权力惩罚选民，忘记了身为行政议员所应负有的义务和责任。

逃离政治的渊源

官僚滥用权力现象，有其历史源头。即使时代已经改变，这两起事件都可以看见华人逃离政府和对于父母官的依赖，以及官员利用这种心态捞取好处。

明清时期的中国，中央派往地方的官员，必须与地方精英和地方衙吏合作，才能够稳定施政。这情况之下，大部分平民一般上很少直接接触地方政府，大多的事情都在宗族或者乡村内解决（地方精英牢牢控制这些机构），透过它们处理与政府的关係。到了城市，这种协调机制仍然存在，但是以会馆与行会等取代了原先的宗族和村子。

即使在海外华人社会，这种制度设计依旧透过甲必丹制度、公司和庙宇等继续存在，进入二十世纪，人们仍通过会馆、中华公会、中华总商会等政治代理人机构与政府打交道。这种透过中间人和政府打交道的制度，逐渐促成了人们对于与政府解除的恐惧，以及依赖地方官或代理人（议员）处理地方事务。

依赖父母官心态

这种前现代的政治制度设计在当时十分有效，但人们对于和政府直接接触的恐惧，以及仰赖地方官僚处理地方事务，也为地方官吏製造了可以上下其手的空间。

从随意提升税率（例如清代的火耗银）、漠视民意，到收受贿赂，甚至鱼肉乡民等，历史上从未少过。同时，人民对官吏的逢迎讨好、默默忍受，恶整官僚，到官逼民反等反应，也成为了各种创作的上好素材。

几百年下来，华人恐惧与政府打交道的心态，以及依赖地方官僚的心态深入民心，甚至可说成为了文化的一部分。即使物转星移，政治制度和与政府的接触程度已经大大不同，但这种心态仍未改变。

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也酝酿出当今的政治不良文化与规则。因此，执政党忘记做好自己的工作。甚至怪罪到其他人身上，并且还利用自身的行政权力来惩罚选民和打压在野议员等。把这些放入历史脉络来看，似乎就不难理解为何会有这样的心态和行为。

民众该如何解套？

身为一介选民的你我，并非对此无能为力。当今的政治制度虽然不够完善，但足以打破这局面，改变这种政治文化，让执政党不再利用行政权力惩罚选民。

我们可以让执政党议员们在选举中失利，不再握有行政权力。通过屡次淘汰不适任的行政议员，让政客们知道人们已经不再恐惧政府并且不再视官僚为父母官，才能杜绝官僚滥用权力的现象，让良好的政治文化能够产生。

下一次大选，也许是改变的好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