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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新加坡人如此不安?


    (更新:)

    【大专论政】

    新加坡作为人人称羡的亚洲花园城市,它的经济发展程度与幸福感指数却往往成反比。在2012年的全球幸福指数排名中,新加坡名列第111名;同年,新加坡社会被Gallup Poll评为最缺乏情感的社会(most emotionless society),也是个不快乐的国度。

    新加坡南大公共政策系的陈重安教授认为,新加坡社会的不快乐是因为政府所制定的公共政策无形地破坏了新加坡人的幸福感。精英教育制度将教育资源集中,弱者被淘汰,只有最优秀的学生可以获得最好的教育,逐渐造成一个阶级社会。缺乏社会福利网令人们缺乏安全感——上班族和学生压力大,许多老人依然从事劳力工作。

    同时,政府以重罚与重赏的方式来管制人民,结果造成心理学上的动机排挤现象(motivation crowding out),使到人们不再根据内在动机去做事情(例如不是为了保护环境而不乱丢垃圾),而是因为受到外在管控而去行动(为了守法而不乱丢垃圾)。

    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新加坡社会可以接受这种为了经济和效率,而牺牲个人幸福感的政策呢?为什么2015年的新加坡大选,民众的反对声浪明明如此高,可是却依旧选回人民行动党?

    一脉相传的论述

    在新加坡大学上政治学系的课,会和新加坡同学及教授有许多辩论,而在这个过程中就有机会观察新加坡人对政治的态度和对国家的想象。同时,也可以发现新加坡社会,无论是政府精英、大学教授、大学生、普罗百姓或是小贩,都有着“一脉相传”的论述,在此我们姑且把这种论述称为“新加坡的易损性”(vulnerability of Singapore)。

    “新加坡的易损性”主要由岛国的历史与地理因素构成,这个论述将新加坡描述成一个本不应该存在的国家,为了努力维持这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与地位,国民就要付出代价来保障这个国家,避免它因为各种意外而被淘汰、取代。

    那这个论述又是怎么建构成的呢?在上“新加坡政治”这堂课的时候,教授不只一次提到新马分家时的委屈与得意。委屈的是因为新加坡突然被马来亚抛开,接下来要面对资源缺乏、土地狭小、人口等有限发展条件;得意的是因为1965年后的故事证明,新加坡自力更生反而发展得更好,况且离开的是一个最终被新加坡唾弃的腐败国家/政府。

    不强大就被欺负

    不仅如此,新加坡同学还会认为,新加坡作为一个以华人人口为主的国家,可是却被两个以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印尼和马来西亚包围着。这三国在历史上曾有过外交纠纷,因此与邻国不稳定的关系更让新加坡人认为:如果岛国不强大,就会被邻国欺负、甚至侵占。

    二战时期,新加坡曾经面对英殖民政府的遗弃,也面对日本的军国主义统治,这段历史更让新加坡同学认为,新加坡人应当自强,因为世界是残酷的丛林,没有其他国家会来帮助你,不能适应就只会被淘汰。同时,新加坡也曾经历共产主义浪潮,即使如今冷战已“结束”,但共产主义仍像幽灵一样提醒着新加坡人,言论和集会自由是可怕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出“新加坡的易损性”这个论述,其构成主要源于历史上面对突然被迫独立的恐惧、日据时代被英政府抛弃的不安、共产主义的威胁,以及在地理上面对自然资源、国土面积、地缘政治的压力。这些问题形塑了新加坡社会对于未来的不安与恐惧——他们认为自己的命运就像浮萍一样,在国际社会中无依无靠地飘荡。

    强大的防御体制

    对外,他们相信唯有不断地努力成为经济强国、建立强大的军队、进行防御性外交(defence diplomacy),才能在国际社会中争得一席之地,不会被取代、不会被欺负;对内,他们相信必须由强势政府和政治精英进行高效的管理、限制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以确保社会的稳定。精英式的教育制度确保培养出一流人才,并执行严厉的法律来维持社会的秩序。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新加坡的易损性”论述导致新加坡社会的不安与恐惧,进而合理化政府精英统治的政策。新加坡2015年大选反对党失利的主要原因,或许就在于此——新加坡民众认为支持反对党就意味着换掉政府,但这也同时预示着失去“强势政府”这一个新加坡建国以来的最大担保。

    要改变新加坡的政治局势,就要去拆解“新加坡的易损性”的论述。不然,新加坡社会中弥漫着的“怕死”与“怕输”情绪,会让人民宁愿把权力渡让给政府,甘愿民主自由被限制,也不要人民当家做主的好处。

    破解“李光耀神话”

    要如何拆解这个论述?或许就需从破解“李光耀神话”开始。李光耀逝世一年以来,坊间也再次复制易损性论述,创建李氏神话。不仅大部分知识分子鲜少就其过失深刻反思,就连反对党领袖也公开宣称“李光耀应该是新加坡跨越政党的公共资产”。在新加坡,我们很难听到对于李光耀神话的异议,亦没有人去检讨李光耀的语言政策、社会管控政策、精英教育制度等政策的影响。

    检讨李光耀的政策和影响力,并不一定是否定他生前的成就和贡献,而是要承认作为一个凡人也会有犯错的时候,更何况作为施政者,其在实行各种政策时,会给社会带来各种意料之外的副效应(unintended effect)。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李光耀已经成为了强势政府的象征与“易碎新加坡”的解药。他也必然在不同层面影响了不同的社群,所以我们更不能用同一把标尺去衡量李光耀的功过,也更需去理解这个神话的创建背后的政治性。

    只有开启多元、深刻的讨论,重新审视李光耀的思想及治国理念,新加坡才能够从强势政府的阴影中走出来,才得以探讨:国家的成就是以怎样的代价换来的?为何会认为国会有了更强大的反对党,经济就不能发展?为什么没有精英的统治,就找不到未来?

    狮城曾是小渔村?

    曾经听一位历史系教授说过,他们在新生入学面试时设计的问题是:“李光耀将一个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请问你怎么看?”当时有一位面试者反问:“独立前的新加坡真的是小渔村吗?”仿佛那段历史不曾也不该属于新加坡。由此可见,新加坡人的不安心理并非与生俱来,而是被建构成的。

    康德认为,功利主义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把人当作实现某种目的的工具,而不把人当成目的本身。“新加坡的易损性”论述要求,每个人民以追求国家和社会的整体利益为终极目标,并且要求个人意志和自由权利必须对此做出让步。

    每个个体在这种国家论述之下化为一根根的螺丝钉,成就了国家机器却要牺牲个人的内在价值。而康德认为这样一个要求个人牺牲内在价值与自由权利而建立起来的政权,是不正义的,因为一个人的价值不能被异化、被转移。

     


     

    刘存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公共政策与国际事务系三年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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