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明（台湾中研院欧美所副研究员）按：知名马英作家林玉玲（Shirley Lim Geok-lin）于2014年在台湾演讲，讲题为“ 中国尾声：霸权、帝国与后殖民想像的间隙 ”。她指出，华人／中国认同是一种政治建构，是霸权的意识形态创造，不是生物性遗传的成果。尤其在中国崛起的当前，侨社的华人／中国认同，正被霸权中国所挪用，转而消除了在地的多元风貌与复数历史。为使这个高度批判性的观点在中文语境里深入讨论, 台湾的《文化研究》学刊组织了一场讨论。 《当今大马》拣选几篇，转载如下。我们期待这些文章有助华语和英语马华社群彼此沟通，透过“华语系南方”的批判视角，来思考夹杂在中国帝国、英语霸权与马来优势文化中的“马华”，如何表述自身、记忆中国与抵抗霸权。
编按：本文原刊于《文化研究》 第二十一期 （2015年秋季）。作者苏颖欣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博士候选人。
2009年以前，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的马来西亚英语作家，仅有林玉玲一人。但有趣的是，被翻译的不是她的文学作品，而是2001年出版的回忆录《月白的脸：一位亚裔美国人的家园回忆录》，纵使当时林玉玲早已是马来西亚重要的英语诗人，诗作已是中学生必读作品。
2009年，林玉玲的小说《魔法披巾》在台湾面世，其述说中国明代公主汉丽宝远嫁马六甲的传说故事。同年，旅居英国的马英作家欧大旭（Tash Aw）的小说《和谐丝庄》也被译成中文在台湾出版，接着陆续出版了他的《没有地图的世界》（2012）和《五星豪门》(2014)。今年，获得第六届英仕曼亚洲文学奖的陈团英（Tan Twan Eng），也在台湾出版了他的《夕雾花园》。
或许可以这么说，在这之前，台湾读者对马英作家的作品或许不太熟悉，而林玉玲被台湾读者认识，恐怕先是以“亚裔美国作家” 的身分开始的。显然，在这个案例上，美国先是台湾认识东南亚的中介。而随后，中国文化（明代公主的传说）则引领进入那片从大陆远望的“南洋”。
林玉玲的美国身分，是她离开马来西亚的出路，却也是她“回返”亚洲的途径。而她的中华身分，则展现出原乡想像之外的另一种自我批判。
一、后五一三马英文学
1969年，带着“不再回来”的心态，林玉玲远赴美国深造，从此落地生根。那一年，“五一三种族冲突”爆发，华巫关系紧张，身在马来亚大学英文系念书的林玉玲亲见国家首都变成暴力的战场，而她的土生华人身分在这场冲突中更显得格格不入——一个不谙华语的华人，口操殖民语言（注1）。林玉玲出走的那一年，马来西亚也经历一次近代史上重要的裂变。后五一三国家政策导向“马来人优先”蓝图：在语言、文化和教育上，非马来人和非马来语族群被边缘化；经济政策上，土著与非土著的划分尽显原地主义的意识形态。
而1960年代马来西亚推行国语政策之时，提出了“语言是民族的灵魂”（Bahasa Jiwa Bangsa）的口号，强调国语（马来语）作为民族共同语言的重要性，也进一步确立以马来语取代英语为国家官方语言的道路。后五一三时期，马英文学创作者面对国家的裂变，诗人林玉玲、余长丰（Ee Tiang Hong）选择出走，黄佩南（Wong Phui Nam）迟至二十年后（1989年）才出版他的第二本诗集，而双语作家莫哈末哈吉沙烈（Muhammad Haji Salleh）则决定自此只用马来语创作，甚至质疑为何要用殖民语言创作，他质问：“为何要舔食这只扼杀我们语言和文化的大手？”（Mohammad Quayum 2007:20）
显然，也有不少人将国语政策视为国家的去殖民过程，纵使真正的去殖民省思或许尚未发生。但对于像林玉玲这样的创作者来说， 这个大转变迫使她无法面对自己的国家。“在英国殖民教育下成长的我，到了十岁时，英语早已无可救药地成为我赖以阅读、说话、书写的语言。我是毫无愧疚的英语追求者与爱好者。”（林玉玲2015：208）她也提到，自己“批判的自我意识是如此的迟至”，以至成为一个“全然去种族化的马六甲主体”(211)。
二、“我倒退走进中国”
有趣的是，当林玉玲寻找可能“恢复认同”的途径时，她却走在重建中华帝国的道路上。马六甲祖屋里的中国，或是中华性，成为她溯源寻根的标记。但在许多年以后，她却发现那些自己一直以为是“祖父从中国运来的‘成堆闪着光芒’的磁砖”，竟可能是葡萄牙殖 民历史的痕迹，造成她对家族史记忆的一次失误的建构：
将中国从作为认同根源的建构，改变为由失误记忆与历史所造成的错误重建，以批判宣称中国性的力量与急迫，成为在后殖民想像中对其他存在的关键性抹消。（林玉玲 2015：214）
马六甲作为一个混杂的文化交汇点：马来群岛上的旧王朝传说、 西方殖民者在东南亚的据点，以及中华帝国势力的延伸，在林玉玲的诗作〈拜访马六甲〉中成为她那暧昧不明的寻根情怀的精神依据。但她也同时发现，自己回返这个蕴含丰富文化和历史的故乡时，却不经意将中国／中华性／华人认同摆放在重要的记忆位置，以致近年在葡萄牙发现了和祖屋一样的磁砖后，惊觉这样的认同过程或许是“由失误记忆与历史所造成的错误重建”。而在这过程中，许多细致深刻的文化肌理和历史却被隐没了。
林玉玲在〈中国尾声〉的自省式剖白，展现出她略带自责的“回返”姿态。从香港这个特殊的位置“倒退走进中国”，她对自己对寻找祖源的执迷感到不安，因那是一种生物性的后裔认同，而非经验性的存在。我认为林玉玲在这里赋予“倒退走进中国”这诗句另一种力量，仿佛她不止从地理上的边缘进入中国，亦是从历史的后门介入一个中国性／中华性的话语迷思。
马六甲的一位“中国后裔”，在寻找“马六甲的中国”，却发现这个“中国”与现实的中国已无法贴合， 只能转化为一种经验。而透过文学创作，林玉玲虚构了这场和中国发生关系的经验叙述，有力地批判一个帝国欲望的探头，也借此重新理论化自己的身分认同。
三、民族国家再定义
在批判殖民主义与帝国霸权的同时，林玉玲指出“民族国家”将被卷入当代全球化的跨国关系中，而非帝国。她也留下伏笔，未深入细谈在帝国和殖民话语之中，我们如何再定义民族国家？或者我们可以问：民族国家在哪里？
文中她质疑佛格森（Niall Ferguson）在《巨石：美国帝国的兴起与衰败》（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 2005）中坚持将美国视为帝国，“反而忽视了美国作为民族国家及其地缘政治实践之间的张力”（林玉玲2015：216）。换句话说，当我们将美国（以及中国）当作帝国的同时，很可能忽略当下以民族国家形式存在的国家霸权，如何在公民与人权等问题上彰显其意识形态。同时，也忽略了同样以民族国家形式存在的周边国家，在地缘政治上如何能以平等之姿相互竞争及合作。
在后殖民论述中，常以“离散”、“跨国”、“后国家”或“弹性公民权”等话语将流动的身分建构与认同作为跨境者的依据及结果。但往往在这样的新自由主义思想中，容易忽略不平等的国家关系（如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以及现代民族国家所面对的实际矛盾（如阶级、语言等）。在五一三事件以后的马来西亚，虽经历了一次历史性的裂变，但某些根本问题其实已在去殖民的协商过程中累积下来，并未获解决。而若我们仍将民族国家视为危险的地雷，而以跨境、跨域或离散为叙述主体以代之，则容易忽略被困在民族国家中无法跨境、离散的群体，以及许多切身的当下问题。
五一三事件即是民族国家协商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根本问题。虽是种族冲突，却亦有学者认为是马来右派巫统政权的权力内斗，是由激进的国家资本阶级为了推翻以东姑阿都拉曼为首的马来贵族而发动的政变。自此，新政权大肆玩弄种族课题，以消灭任何对经济、阶级、 殖民历史等讨论（柯嘉逊2007）。显然，这一切也是在冷战逻辑下， 左翼势力被妖魔化的结果。如林玉玲诗中提到的，华人和共产党人常常被划上等号。
因此，林玉玲的“回返”以及对殖民和帝国的思考，或许仍未在民族国家问题上展开。五一三事件后离开马来西亚的人不计其数，对国家幻灭的创作者能否再次回返历史的现场，挖掘自身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及国家内部的种种问题？如同林玉玲对中国性及殖民主义的辩证过程，面对家乡马六甲以至整个马来西亚时，“怀旧与反感”之间的张力或许能折射出更多待解的历史问题。
或许，这也是“倒退走进马来西亚”的一个经验叙述，有待完成。
【延伸阅读】
注释：
1. 许多土生华人的母语为“峇峇马来语”(Baba Malay)，是一种掺杂中国方言（福建话）及马来语的口语，但随着时代的衍变，土生华人群体的特殊性逐渐被淡化，峇峇马来语也日渐绝迹。
引用书目
Mohammad A. Quayum, 2007. One Sky Many Horizons: Studies in Malaysian Literature in English .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林玉玲（Shirley Geok-ln Lim）着，王智明译。 2015。 〈中国尾声：霸权、 帝国与后殖民想像的间隙〉，《文化研究》第二十一期，页206- 225。
柯嘉逊。 2007。 《513解密文件》吉隆坡：SUAR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