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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问客从何处来:南台湾与东南亚华人的方言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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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智明(台湾中研院欧美所副研究员)按:知名马英作家林玉玲(Shirley Lim Geok-lin)于2014年在台湾演讲,讲题为“ 中国尾声:霸权、帝国与后殖民想像的间隙 ”。她指出,华人/中国认同是一种政治建构,是霸权的意识形态创造,不是生物性遗传的成果。尤其在中国崛起的当前,侨社的华人/中国认同,正被霸权中国所挪用,转而消除了在地的多元风貌与复数历史。为使这个高度批判性的观点在中文语境里深入讨论, 台湾的《文化研究》学刊组织了一场讨论。 《当今大马》拣选几篇,转载如下。我们期待这些文章有助华语和英语马华社群彼此沟通,透过“华语系南方”的批判视角,来思考夹杂在中国帝国、英语霸权与马来优势文化中的“马华”,如何表述自身、记忆中国与抵抗霸权。

编按:本文原刊于《文化研究》 第二十一期 (2015年秋季)。作者熊婷惠是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外文系博士后研究员。

林玉玲在〈 中国尾声:霸权、帝国与后殖民想像的间隙 〉思考自小在马六甲这个多方殖民力量汇集折冲之处的经验,乃至在美国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对“帝国”议题的反思。有趣的是,主标题“中国尾声”似乎与近年来中国崛起、四海之外皆是中国人的实际情况有所落 差,中国到了尾声吗?显然不是,否则王智明不会在论坛导言〈距离如此接近〉中提问:“当中国从殖民记忆与失忆中重新崛起的时候? 跨境跨语的‘马华’如何面对作为政治与文化霸权的‘中国’?”(王智明 2015:201)。

中国一曲非但没有奏到尾声,反而是以进行曲之昂扬姿态“重新叙述自己的帝国历史,以合法化其领土宣称,好在地缘周边的军事空间展现硬实力,因此它也试图纳入离散华人的前导历史⋯⋯以突出其帝国过去的废墟”(林玉玲2015:217)林玉玲所指出的中国尾声旨在提醒我们必须在想法与视阈上转变,她由马六甲旧街屋保留下来的地砖背后的迁徙史体悟出中国视角的尾声,并试图开启更为开阔宏观的帝国殖民时代视野。如她所言:“在后殖民时代的所有主体,也都被广大的帝国历史所串连,并于当世裂解成为全球化的跨国关系”(林玉玲 2015:223)。

“中国”对自小成长在高​​雄眷村的我来说,无疑就是生活的一部分。邻居伯伯或当年仍有少数几位学校老师所说的,带着各式腔调的汉语,就是我幼时所听到的“中国”。然而,我成长的眷村并非白先勇《台北人》里那种外省官夫人到各家打麻将、聊是非的纯外省人 眷村。眷村里我认识的邻居妈妈们多为台湾人,来自台南乡下、花莲、金门各地,讲的全是闽南语,就像王童《香蕉天堂》里拍的老芋仔的故事。带着中国各省腔调的国语(注1),加上台湾南腔北调的闽南语,是我从小听到大的协奏曲。

台语成了草根精神象征

新千禧年政党轮替,陈水扁政府八年执政之下,中国变成社会​​上亟欲摆脱的包袱。台客文化风行,台语或台湾国语象征台湾草根精神,在南部有了得说闽南语才能通行无阻的潜规 则。我也开始学会语言变成一种表演的姿态,作为一种搏感情的筹码。尤其是当脸庞无法成为辨识我与他人的不同时,声音与腔调便成为我的标记与身分,甚至作为异己如何回应我的参照点。

回到王智明的提问,“跨境跨语的‘马华’如何面对作为政治与文化霸权的‘中国’?”(2015: 201)。这个问题对我来说还是将“中国”摆在对面以便让“马华”能够去“面对”,仍旧呈现出一种思维:离散于中国之外的炎黄子孙如何去迎面正视身为“华”人所带来的“生物性后裔”的认同包袱(林玉玲2015:221),这种认同包袱正是林玉玲在〈中国尾声〉的深刻观察。如王智明于导言所言:“在中国崛起的当前,侨社的华人/中国认同,正被当前的霸权中国所挪用,转而消除了在地的多元风貌与复数历史”(王智明2015: 200)。

至此,讨论围绕在“马华”因为其华人脸孔带来的“生物性后裔”标记,一则使得离散华人的怀旧历史书写有被挪用为壮大中国帝国想像之嫌,一则反倒成为“反攻大陆”的施力点,如诸多华裔评论家一直以来以其华人血统赋予的正当性来反思中华属性(Chineseness)(注1)。 华人脸孔象征着与中国的连结,正如洪美恩(Ien Ang)在2001年的著作《论不说中文》(On Not Speaking Chinese)中所提及的,在她的生命经验中, 中国脸孔在她身上印记着“华侨”身分,她必须不断地解释这张脸带给她的窘境: “我生着华人脸孔,那么为什么我不说中文呢?”(23)。

“说中文”乃经过算计

2013年我有幸获得国科会补助博士生赴国外研究的奖学金,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进行为期七个月的研究计划,趁着地利之便,到了邻近的马来西亚、印尼与泰国实地体察当地华人的生活经验。中国移民的激增以及大批陆客团在世界各地的足迹,使“说中文”这件事变成不只是中文母语者自然而然做出的行为,而是经过算计后的利益行为,依据场合选择说或说何种“中”文,普通话?国语?或是方言?再者,华人在上述这几个国家已历经好几代的落地生根,语言与中国脸孔已不再是密不可分的连结。

唐朝贺知章〈回乡偶书〉中“笑问客从何处来”,原意是诗人叹久客他乡、发抒伤老之感。然而,在阅读过晚近兴起的华语语系相关论述之后,此诗的刺点却落在了“乡音无改”。声音与腔调成为焦点所在。史书美与王德威的华语语系表述皆肯定方言、乡音、或在中国之外的汉人群聚地所发展出来的地方混杂语,这些不同于中州正韵的各式腔调,恰恰成为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冒现与蓬勃之因/音(注2)。

如王德威所言:“语言,不论称之为汉语、华语、华文,还是中文,成为相互对话的最大公约数。这里所谓的语言指的不必只是中州正韵语言, 而必须是与时与地俱变,充满口语方言杂音的语言”(2015: iii)。就我在新加坡的经验底下来看,华人方言也许在操用英语等同于国际化与繁荣进步的新加坡情境下被视为市井小民的语言,但在中国移民或陆客大举迈入狮城之际,方言倒变为一种工具,区别与中国人的不同。此处的方言,以我的成长背景而言,指的是闽南语/福建话,由是之故,当我说闽南语时,能区别我和不会说闽南语的中国人的差别(注3)。

在狮城一出口即“国语”

临行新加坡前夕,已从网路上诸多游记及朋友口中得知,新加坡人相当欢迎台湾人,当然是因为与中国游客的对比。有些教战守则, 例如:在新加坡若想获得尊重或是受到热烈款待,第一是英语口音要道地,虽然新式英语(Singlish)可以用来扮演当地人以及与当地人搏感情的工具,但要“通行无阻”还是得一口道地英语或美式英语,尤其在公家部门或是银行机构更是如此。

但在一般游客地区,则会被建议,讲福建话即台湾人说的台语最好,因为可以跟陆客划清界线。但若是说国语也无妨,华人店家多半能辨识出台湾人的国语与中国普通话的腔调差别。我记得有次在牛车水的店家,我不过是很顺口地问了几句,店家当下真是“笑问客从何处来”,笑脸盈盈地问我是否是台湾来的,之后甚至热络地交谈了几句。初到新加坡时,由于眼见几乎都是华人,一开始并未调整自己的语言模式,常常一出口就是国语。这样的“脱口而出”(slip of tongue)其实正落入了洪美恩所批判的华人脸孔与说中文联结的思维中。

这样的思维,在之后的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尼行旅出其不意地被挑战了。首先是在马来西亚槟城巴士站等车时历经了一次观念上的翻转。当时在旁一同等车的马来安娣突然朝我说出了好几句马来文,我猜想是在说巴士时常误点,等了好久还没来。她突如其来的热情, 让我在回答她说我不是马来西亚人时有些不好意思,像是泼她冷水一 番。类似情形也发生在曼谷,当我在地铁站等电梯时,身旁一位年轻上班女性也是突然转过头来朝我说出一连串泰文,由她频按电梯按钮来看,我猜测她大约是在抱怨电梯等好久还不下来。我没有插嘴的时机,直到她讲完后,我才解释说我不是泰国人,免得她觉得她讲的热情我却一点回应也没。

在印尼巴厘岛Uluwatu等待日落时,遇到看起来如我一般的游客,后来才发现他们是当地讲印尼话的印尼华人。这些经验指向一件事:华人脸孔不再是得说中文的印记。在东南亚落地生根甚久的华人,尽管仍公开保有华语文教育,早已成为说当地“国语”的华裔子民了。我的华人脸孔对当地人来说非但不是外国人的象征,反倒让我成为本国人。

而我不知所措、无法回应的哑口无言状态,使得讲中文的中国或中华民国在此时被架空、被悬置。我会说中文的能力在此刻反而成为一种欠缺,我必须用英文去解释我听不懂亦无法说马来文及泰文。观看的位置由我身为华人以为其他人会视我为华人,并跟我说同样的中文,移转成我身为华人但其他人视我为当地人,并预设我会说当地语言。在这时刻,才是摆脱了一种由中国看我自己的视角,惊觉自己是从马来西亚视角或泰国视角被观看。

普吉岛旧城听见台语

连系起离散华人后裔之间的网络,除了宗教信仰、传统习俗等文化记忆外,方言要比官话来的实际。在普吉岛旧城的杂货零嘴店,有位约五、六十岁的老板娘,她听我跟我同学指着包着凤梨馅料的糕点说到“凤梨”两个字,便满脸笑容地比着那包糕点,操着我听起来像是台语的语言说:“凤梨好吃!好吃!”远在普吉岛的没落旧城中,这句话听起来无疑令人兴奋,是种他乡遇故知之感,自然不作他想地买了那包凤梨糕点。也是在普吉岛旧城的三山天后宫庙埕,听到台语的颂神歌曲,加上庙名、门柱上对联、与庙前插的旗帜上都是写着中文字,我的好奇感油然而生,便进去询问庙方人员为何播放台语歌, 他们都听得懂吗?可惜当时的庙方人员只有一位听得懂英文,回答我他们听不懂歌词,但也就是照往例播放罢了。

回到曼谷唐人街的天华医院观音庙,我抱着实验心态用闽南语试着和我身旁的中年妈妈讨教抽签流程,一阵比手划脚,看似也能沟通。这三次经验却又是另一种体会,因为华人离散世界各地的缘故,方言竟变成中文以外的沟通方式。这并非要用方言得以联系情感的说法来,助长中国帝国那炎黄子孙满天下的想像,而是想提出,在我们无法更改与否认(亦毋需否认)华人离散历史的情况下,面对异己时所说出的语言与腔调,或是会被用什么语言回应,已经具体表达了离散华人后裔所面临的种种复杂身分,与因地、因时制宜的身分展演。

其中牵涉到国家主体意识的建构(如台湾)、中国游客兴起的全球化现象,以及华人移民与遗民(注5)所传承的文化记忆等力量的彼此拉锯。我们思考的不只是“不说中文”,还有为什么仍说方言。

【延伸阅读】

庄华兴/ 读林玉玲《中国的尾声》

魏月萍/ 崩解的认同:林玉玲的“马华”与帝国论述

黄锦树/ 墙上贴着的中国字:南洋华人、语言及民族主义

苏颖欣/ “倒退走进中国”:林玉玲的回返与认同恢复

注释:

1. 本文中的“国语”,除了特别提及的部分,其余皆指称台湾当地所使用的中文。

2. 如Rey Chow, Writing Diaspora: Tactics of Intervention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Bloomington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3); Wang Gung Wu, The Chineseness of China : Selected Essays (Hong Kong : Ox 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Wang Ling-chi, “The Structure of Dual Domination: Toward a Paradigm for the Study of the Chinese Diaspora in the United States,”in Amerasia Journal 21.1-2(1995): 149-69; 王德威, 《后遗民写作》(台北:麦田,2007)等人思考中华属性对不同地区或国家的离散华人后裔所赋予的意义如何展现出各异其趣的时代/空意义。

3. 相关论述不一而足,但以史书美与王德威两人对话最为热烈,可见:Shu- mei Shih ,“The Concept of Sinophone,” in PMLA 126(3): 709-19; Shu-mei Shih, “Against Diaspora : The Sinophone as Places of Cultural Production,” in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 Critical Essays , edited by Jing Tsu and David Wang(Leiden : Brill, 2010), pp.29-48; Shu -mei Shih, Visuality and Identity :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 (Berkeley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王德威,《华夷风起:华语语系文学三论》(高雄: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2015)等。

4. 新加坡华人的使用方言除了福建话外,尚有潮州话、海南话、粤语与客语。而中国游客,也必然有说这几种语言的人,然而,即便是说粤语,广州的粤语与香港的粤语也非完全互通。因此,我推测,新加坡华人的粤语 与中国游客的粤语仍然可从字词与腔调来区别出不同。

5. “遗民”一词乃王德威以“后遗民写作”系谱来讨论台湾小说家如朱天心与骆以军等人的作品时所创词汇词,相关讨论请见王德威,《后遗民写作》(台北:麦田, 2007)。

引用书目

Ang, Ien. 2001. On Not Speaking Chinese: Living Between Asia and the West . London: Routledge.

林玉玲(Shirley Geok-ln Lim)着,王智明译。 2015。 〈中国尾声:霸 权、帝国与后殖民想像的间隙〉,《文化研究》第二十一期, 页206-225。

王德威。 2015。 《华夷风起:华语语系文学三论》。高雄:国立中山大 学文学院。

王智明。 2015。 〈导言:距离如此接近〉,《文化研究》第二十一期, 页20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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