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智明（台湾中研院欧美所副研究员）按：知名马英作家林玉玲（Shirley Lim Geok-lin）于2014年在台湾演讲，讲题为“ 中国尾声：霸权、帝国与后殖民想像的间隙 ”。她指出，华人／中国认同是一种政治建构，是霸权的意识形态创造，不是生物性遗传的成果。尤其在中国崛起的当前，侨社的华人／中国认同，正被霸权中国所挪用，转而消除了在地的多元风貌与复数历史。为使这个高度批判性的观点在中文语境里深入讨论, 台湾的《文化研究》学刊组织了一场讨论。 《当今大马》拣选几篇，转载如下。我们期待这些文章有助华语和英语马华社群彼此沟通，透过“华语系南方”的批判视角，来思考夹杂在中国帝国、英语霸权与马来优势文化中的“马华”，如何表述自身、记忆中国与抵抗霸权。
编按：本文原题为“崩解的认同：“马华”与中国性、中华帝国的知识论述”，原刊于《文化研究》 第二十一期 （2015年秋季）。作者魏月萍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助理教授。
〈 中国尾声：霸权、帝国与后殖民想像的间隙 〉像是一部忏悔录，林玉玲采取自剖式的经验叙述，把自我主体和经验对象并置在一个大镜子中，形成相互映照，多重折射的层次关系。无论是面对作为帝国的英国、 美国或逐渐“膨胀” 的中国（注1）， 字里行间所展露的清醒、自悔、感叹，甚至是无意识的自责，都蕴含一种特殊的叙述口吻——时间的声音、历史的拷问，还有性别自觉的低音，穿透于文字，堪可视为“抒情的批判书写”。这样一种声音情感的表现形式，不仅透露了作者个人的生存和思想状态，而其看待事情的辩证视野，打破固定的视点，也说明相续并行又断裂转化的历史观，并一再向我们论证——过去即是当下。
过去在读林玉玲的访谈和诗，已发现她具有很强的辨证思维， 像《护照》诗中所表现的“此地”与“彼地”，以及“这里”或“那里”的主体浮动状态，都指向无法在某地拥有确切归属的感受（注2；魏月萍2014：62）。自身的身分认同和文化归属，也无法和自己的文学创作清楚切割，因为身分、文化和语言，已然是一种政治性关系的存在。因而在梳理“恢复认同”时，在指认中所产生的断裂， 在怀旧中的意识记忆错置等悖理，种种的张力和内在冲突，或是促使她觉得有必要理清捆绑在生物性后裔，抑或意识形态认同等纠葛的主要原因。
我所感兴趣的，是她自省式的知识论述方式，从自我和殖民语言关系的检视，到土生华人的“华人认同”，再转向批判当下中华帝国的霸权和扩张行为。这暴露了从殖民历史经验的帝国，到当下现实的帝国形态，应当如何检视，如何批判二者互为关系的问题。当中不乏涉及华人性、中国性以及中华帝国的问题。就前者而言，如澳洲学者洪美恩（Ien Ang）所说，“华人性”并非是对自然现实的单纯反映，反之它乃维系于个人的知识与经验，包括对世界的理解，这一些都将影响对自身华人性的辨识与建构（Ang 2001:39），作为“土生华人”的林玉玲，如何辨识其华人性以及中国性的体验？另外，韩国学者白永瑞曾提出以“帝国”的视角可以加深对现代中国的认识，林玉玲又如何从书写的中国，继而进入“再次”帝国化的中国，两者的关系是什么？其中可深思和开拓的讨论面向是什么？
一、非自然情感认同的抗拒
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以下简称马华），纵然被称为“华人”， 但那实是一个异质的社群，所谓的“华人性”并非是不言自明，而它和“中国性”之间更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在马华中文社群，对于这 两者的讨论不陌生，尤其是黄锦树在1990年代出版的《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和《马华文学与中国性》这两本书，基本上 检视了马华文学／文化的中国性，以确立文学／文化本身的主体。扼言之，黄锦树旨在处理“内在的中国”和“失语”的问题，探索因移民历史而形成的“移民后裔”心理和精神结构，借此说明为何无数人被困在一个叫做“中国”的钟楼。如黄锦树所说：
对于文学创作者来说， 情况更为复杂。如果他循着中国文字去追溯中国文化传统 ，去追寻那一整套象征系 统，他就必须去面对一个符号构成的中国，它因为文化和历史的积淀而幽深绵远，难以穷尽。透过每个华人经由想像、 感觉、 感情、知识和哲 学的内在组合，相对于现有方位地 理、贫穷而神秘的共产中国，笔者称之为“内在中国”。 （黄锦树1996：85）
在近二十年后重读这一段文字，讶异的是二人的叙述语调竟高度的相似。纵然论述主场（旅台vs.旅美）、身分归属（华人vs.土生华人）、文化视角（文化乡愁vs.物质文化）和中国认识（共产中国vs.帝国中国）等有所差异，而后者更在跨国和全球框架底下，复述如何经由一种“历史的诉说”，被迫参与一个“幻象化”的“中国”建构， 透露出对殖民经验更深刻的反思。同时意识到通过“历史中国”的记忆连接，对于华人性的归属将产生召唤力量，可说和黄锦树早期的问题意识产生共振作用（注3）。 二十年前的黄锦树和二十年后的林玉玲， 仿佛重新回到一个起点，不约而同叩问和质疑：华人／土生华人的身分到底是什么？ “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
这其实点出了难题，首先是认同的基准问题。马华社会很早便开始有关华人认同的讨论，例如曾有知识人提出“华语”和“方言” 是构成华人性要素之一（注4；孙和声2007：7）。但这样的认同基准仍有困难，华人社会当中各有不同教育、宗教和文化习俗等，多元和混杂的性质，无法轻易划分出“谁是华人，谁不是华人”。其次，是如何安顿土生华人身分？ “华人”的身分不是铁板一块，“土生华人”又何 尝不是。举例而言，吉兰丹的土生华人不是以血缘关系来定义其身 分，而是以“马来化的生活特征”为标准。陈志明早期的研究，则指 出马六甲土生华人和华人社群的密切关系，并认为虽无法说华语，但仍传承和实践中华文化的风俗和祭祀（注5；陈志明2013：161-17）不过诚如廖建裕（Leo Suryadinata）所指出：
特别是二十世纪末到二 十一世纪初 ，“土生华人”的传统意义已不再合适，这是因为“土生 华人”群体已逐渐走向瓦解， 甚至是失去了其 马来化特征 。他们变得 更加西化／ 现代化 ，或是更像华人 。事实上， 这名词逐渐 倾向于混血 儿的定义，以涵盖更广义的华人社群。 （Suryadinata 2010：3）
这样的考察结果，不但加剧原本属于“混血”土生华人辨识方式 的难题，也点出长久以来“土生华人”的歧义。土生华人难以有一致的 定义，他们自觉和中国移民不同，尤其是自我感知的差异（Suryadinata 2015：xii）。
林玉玲对于土生华人辨识方式之一，在于追问是否具有一个文明DNA来区别华人和非华人，或可通过“先祖根源”概念的追溯，重建自己和中国的文化纽带和认同意识。可是在试图“恢复认同”过程中，她却再次意识到历史和记忆的召唤，华人认同和中国认同的互为关联，使她转向反驳一种民族和生物性遗传的认同，并将之视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建构。从中可感受矛盾的张力，即一方面从殖民经验反思被剥夺的语言和文化，一方面在追寻中又有抗拒，因为二者都是一种强大的压迫力量，通过有形或无形的强制力量，把人收编在特定的认同结构，都是属于非自然情感的认同。
二、“中华帝国”的想像
另一个有意思的地方，是有关“马六甲的中国”。林玉玲认为它是“文明霸权，也是帝国历史的潜在幽魂”，于此发现在后殖民论述下被遮蔽的帝国形态，而中国已然是一个现代的帝国，紧紧抓着香港和台湾不放。近年来白永瑞提出“作为帝国的中国”，把它视为一种方法视角，来检视帝国和周边国家的相互作用，或可以和林玉玲的中华帝国互为参照。白永瑞说：
帝国的基本结构是中心与周边的支配—被支配的关系，但两者的关系是通过双方 向的对抗与变化来完成的。（在帝国主义的描述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帝国主义国家对其殖民地的单方向的影响， 但在帝国中，中心与周边的关系不是这种单方向的关系。）即使庞大的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是不对称的，但作为其中一方的弱小国家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白永瑞2014: 82）
白永瑞的观察分析，是在“韩国—中国”关系中来检视，并提出“双边视角”的看法。他一方面固然承认中国对韩国展现的帝国姿 态，但更不可忽视的，是提醒边缘对中心所可能产生的作用和影响。白永瑞采取“方法的中国”的认识框架，虽然不能和林玉玲的“实体 的中国”直接对比，但二者并非完全割裂不相干。 “历史的中国”、“现实的中国”需要“方法的中国”作为中介，来超越其二分法的认识，例如白永瑞进一步所说：“同时了解其外部的邻居他者与内部的他者”，以达到一种具普遍性的沟通成效。
这样的沟通普遍性能否有使力处，或在于已具有帝国基本结构的中国，如何自觉承担其作为大国的责任，而非涂抹化妆为另一种形态的殖民主义。林玉玲崩解的认同意识，使她开始从中国性／华人性想像欲望中抽身而出，继而通过诗的叙述能力，有力的批判意识形态和霸权的中华帝国。
三、“马华”可否作为一种方法？
近年来马华社会已自觉需要从知识和情感二者，对“中国”进行反思，皆因中国正藉由庞大的硬实力或软实力力量，介入马来西亚的公共和文化事务，例如中国驻马来西亚大使馆对公民团体举行声援刘晓波讲座的关切，或通过大众传媒重塑华人的文化记忆和中国形象。有学者即指出在马来西亚颇受欢迎的中央电视台和凤凰台等，不时鼓吹“神州中国”的文化形象，重建华人世界对中国的情感纽带，莫不有修复认同的作用（黄国富2015：7）。
马来西亚华人对于“中国”，有着复杂的分歧认同，本着族群文化和情感，老一辈华人对中国有执着的认同意识。但年轻一辈，在身分认同上，尤其受到港台运动的影响，相较于中华帝国的概念，目前或更受“大中华胶”意识的影响。 “中华胶”本是广东话，即指执念 于认同中国的左倾人士，这个说法在香港雨伞运动中大量被使用。但这样的词汇输入到马华社会，并没有在马来西亚政治文化脉络，获得进一步的理清，实无助于从更深层的反思中国和自身的关系，抑或梳理对中国所产生的各种情绪或情感，以致形成“拥中”和“反中”的二分模式。这可理解普遍华人对于如何处理自己和中国的关系，以及 理解中华帝国夹带着硬软实力所可能起着的影响，仍缺乏一套检视的方法视野。
林玉玲的反思，再次论证文学书写是“马华”身分记忆梳理重要的凭借，无论是“华”与“不华”，任何一种称谓都指向它的流动、 混杂、多元的特质。同时警惕在后殖民情境各种蠢蠢欲动的帝国欲望，如何挪用历史和情感记忆役使更多帝国建构的参与者，才能洞见帝国的鬼魅在古老的灵魂里徘徊。
【延伸阅读】
注释：
1.韩国学者白永瑞对“帝国”具有独特的定义，如他所说：“将帝国规定为，拥有广阔的统治领域，同时常常表现出对外膨胀倾向的广域国家。 因为统治领域宽广，所以帝国具有统合多种异质性( heterogeneity）的宽容（或包容）原理。简言之，帝国性的特点是宽容与膨胀。 ”（2014:81）
2.也是为何本人认为“她的作品就是她的护照，她的作品属性就是她的国籍”。
3.黄锦树在早期文章〈神州：文化乡愁与内在中国〉即已指出旅台的学子被编入“侨生”身分，遭唤醒祖辈和自身的历史记忆，并且经历一个文化与政治上的“重新中国化”，但那样的“中国”只是意识形态上的建构，是外化了的内在中国（1998）。
4.作者也提出有关“马来人”的认同基础在于依斯兰教、马来语文和马来风俗。
5.陈志明在研究峇峇文化时，曾警惕不能理所当然把“文化认同”和“族群意识”等同，不能以文化特征来决定族群认同。换言之，对华人性和中国 性的追寻，并非为确立其“华人”的族群身分。
引用书目
白永瑞。 2014。 〈中华帝国论在东亚的意义：探索批判性的中国研究〉，《开放时代》，第一期，页82。
林玉玲（Shirley Geok-ln Lim）着，王智明译。 2015。 〈中国尾声：霸权、 帝国与后殖民想像的间隙〉，《文化研究》第二十一期，页206- 225。
陈志明。 2013。 〈峇峇文化研究：启发与反思〉，《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第十六期，页161-174。
黄锦树。 1998。 〈神州：文化乡愁与内在中国〉，收录于《马华文学与 中国性》，页219-298。台北：元尊。
──。 1996。 《马华文学：内在中国、语言与文学史》。吉隆坡：华社 资料研究中心。
黄国富。 2015。 〈文化冷战下的邵氏电影与中国想像〉，收录于《当代评论》。页7。吉隆坡：林连玉基金会。
孙和声。 2007。 〈何谓华人──略论华人的认同基准〉，收录于《华人 文化述评─兼论东西文化、宗教与人生》。吉隆坡：燧人氏。
魏月萍。 2014。 〈我不在家园：马华文学公民身分建构的可能〉，《思想》第二十六期，页55-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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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m, Shirley. 2011. The Shirley Lim Collection: Passports and Other Lives.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Suryadinata, Leo. 2010. Peranakan Chinese In a Globalizing Southeast Asia.Singapore: Chinese Heritage Centre.
Suryadinata, Leo. ed. 2015. Peranakan Communities In The Era of Decolonization and Globalization . Singapore：Chinese Heritage and NUS Baba Hou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