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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马航班机绝迹,社会理性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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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文】此城彼城

马航MH370失联(绝迹)事件,使执政五十多年的国阵政府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国阵政府和马航在事件发生后的前几天,无论是面对从全世界蜂拥而至的国际媒体,还是应对忧心忡忡的乘客家属,皆反应迟缓、态度傲慢,乃至引人诟病。事件发生十多天后,原以为两造的应对方式渐入佳境,又发生马航竟以简讯通知家属飞机绝迹印度洋、机上人员无一生还的噩耗,公关能力之差,前所未见。

还不仅是公关灾难。事发当晚大马军方雷达侦测到不明飞行物,竟然不加以追迹任其通行无阻,国防之随便和不严谨,曝露了现有国防系统的漏洞。又,各部门各单位协调不当,讯息传达不通畅,以至行政效率缓慢,也曝露我国大而不当的官僚行政体制,在这起事件上面对的行政灾难。

大马政府的行政、公关和国防的弱点都摊开在世人眼前,许多大马人民感觉到羞愧。部份中国家属和人民更严厉指责大马政府隐瞒真相、乃刽子手等,及时追迹中国媒体讯息的大马华人,强烈感受到部份中国家属和中国人民激烈的反马情绪。针对部份中国家属的指责,我持谨慎和保留的态度。这次的搜救结合了美英中澳多国的军事力量和科技力量,那么多天也未能找出更确切的讯息,以大马的实力若能隐瞒真相,困难度等同找到失事真相。中国家属的不满情绪,应是被失当的公关沟通能力,加上中国国内的反马情绪所激化的。

面对欠缺理据的指责以及许多超越一般人承受能力的情绪性批评,大马华人陷入纷乱的情绪里─对立、愤怒、不解、伤心难过、沮丧挫折等等,进而牵扯出国家认同和爱国主义的讨论,然而,马航事件不但反映了国阵政府的种种问题,也在纷纷扰扰中折射出民间思想的贫乏和空泛,人民深陷于情绪化的理性灾难。我试着在这里归纳分析这段日子以来看到的,大马华人种种的情绪反应和论述,并尝试指出其中的盲点和问题,目的是希望跳脱情绪的摆弄,回归理性讨论和思考。

反国阵论述:“你们忍了19天,我们忍了56年!”

飞机失联之后,网络上充斥谣言和假消息,许多谣言针对国阵政府和马航,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种起哄式的“反国阵论述”到处蔓延。谣言包括:飞机当晚被军方误射、机长劫机要求国阵政府答应其政治要求不果而自杀式堕机、马航把原本要到马来西亚的家属误载到印度、因大马政府无能中共政府宣布全面接管马航调查工作等等。这些假消息被中港台主流媒体绘声绘影报导,视频在网络上疯传,网民转贴时大概加上一两句:丢脸、无能、国际笑话等类似短评。

藉马航MH370事件对国阵冷嘲热讽的“专家”,以一些号称支持民联的专页为主,他们抓住任何可批评国阵的机会,快速地制作成图文,加上辛辣点评,请网民大力分享出去。除了不利于国阵或马航的假消息,任何公开指责和批评国阵的外国名人,像王晶、黄秋生、中国评论人和一众艺人等,都被迅速转贴,评论方向大概是:“外国人终于看到我们忍受了五十多年的痛苦。”

国阵政府固然可以批评,但议论得要实事求是、理性论述,冷嘲热讽却是最廉价、最容易也最没有价值的方式。集体发泄了怨气,然后呢?然后再找下一个议题来发泄。这是一种政治鸦片,上瘾的人民没有成长和进步,这种消极的方式反而消解了积极问政论政的热情和求知的动力。若这种操作情绪的反国阵论述成为反对派的主流论述,打倒国阵的代价是社会民主素养的可贵价值也被打倒了。

时评人唐南发已在火箭报撰文〈从MH370看国家认同〉深入讨论和批评网民的不理性,并指出理性是负责任的公民很重要的装备。确实,我们需要更多的理性,请忽略那些情绪化的政治语言,别再转分享了。

爱国论述:“你难道不是马来西亚的一份子?”

所谓家丑不可外扬,“反国阵论述”频频放大外媒或外国人对国家和国阵政府的批评,招致一股强而有力的反反国阵论述,这反论述从爱国主义出发,因此我称之为“爱国论述”。

“爱国论述”早在飞机失联后第二天就出现,主要论点是:“事发突然,讯息非常少,国难当前,没有必要在这当下批评政府和媒体。”危机处理及公关应对最糟糕的前几天,国人对政府的批评主要放在行动太慢、应对失当及讯息混乱,事出有因而且是老问题,国阵政府养兵千日,要用的时候却手忙脚乱,人民批评不为过,不能批评之说过于乡愿。

第二波“爱国论述”是被“他者”激化的。随“他人批评”而起舞的网民是众矢之的。爱国论述认为,当“他们”毫无理由地批评“我们”,“我们”应该要记住这是“我们”的国家,“我们”是马来西亚人,“我们”要团结一致面对“他们”的不理性批评。

大马华人的身份认同进而被讨论。那些落井下石的大马华人,必须回答“你们有没有认同自己是马来西亚人?”的责问。这十年一问的大马华人认同问题,再次成为检验爱国与否的标准。而“反国阵论述”怎么回答呢?十年一答标准答案:“我爱马来西亚,但我不爱国阵政府。”

爱国主义发酵,诚如纽约时报记者巴希尔(Keith Bradsher)在其题为“中国的批评引发马来西亚国内反弹”的报导所言:“吉隆坡爆发的民族主义情绪让马来西亚政府松了一口气。”

国阵政府饱受国际批评,局势发展下去可能会导致一场政权危机。但部份中国人民的过激反应,引发了大马的爱国情绪,原对国阵政府政权正当性的置疑,现转移到“他者”对“我们”的羞辱,团结爱国精神为之一振。马华青年团马上办了一场“守护马来西亚集会”来“保卫国家”,其文告说,“国难当前,匹夫有责,国家面对种种问题,大家必须团结起来。”此前,代交通部长希山慕丁也说了,“对于大马人不分种族宗教团结一致,支持政府,共同面对马航MH370事件感到非常骄傲。”

没有人敢说自己不爱国,爱国彷佛是一种天职,确实它也很“Warm”、让人感动。但若深刻反省爱国主义,回到政治面向去看,它也常常成为一种操弄“我方”情结,诉求人民团结打倒“敌方”的政治手段。说白了,具有他者针对性的“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情绪化,一种非常“排他性”的情绪化,而这情绪常常是被刻意操弄的。马中两国人民明显地互为“他者”,两者情绪出发点其实一样,也因此难有理性对话的空间。

“爱国论述”者认为自己比“反国阵论述”者理性和明白事理,但事实并不然,在批评“反国阵论述”的不理性时,却便宜地给对手套上“不爱国”的大帽子,深陷于爱国情绪却不自知。“爱国”是天经地义的吗?“爱国”需要更多的批判思考,必须反省在长期压制理性思考的国家体制里,“爱国”可不可能是一个迷思?

我对“爱国”一词满腹狐疑,若要解套情绪化、排他性的爱国主义,“爱国”不应是焦点,国家强界不应该成为我们思考正义、平等、民主等价值的界限,因此,理性才是重点。我们如何停止情绪化,勇敢地跨越国界,从关怀人的面向来思考问题,才是重点。

爱中论述:“你们难道忘了,当年马来西亚华人如何如何…”

许多马来西亚第一代和第二华人甚至第三代,内心深处仍然有着大中华情意结,心向大中国。这次马航事件,部份中国人民并没有给面子这些爱中侨胞,侨胞感到非常沮丧和难过,于是想起那些年,我们为中国流过的血、捐过的钱…

“爱国论述”内心是愤怒和不解的,“爱中论述”内心则是伤心和无奈,两者没有太大差别,分别只在于爱的对像不一样。“爱中论述”向泱泱大国同胞温情喊话,试图搏感情召唤同胞爱,“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可悲地反映了部份大马华人仍然心存过时的大中华情意结。

“爱中论述”的出现不让人意外,现实里,部份大马华人没有了中国,就不知道自己是谁。检视过往,无论是六四事件、台湾问题、西藏问题、香港问题,华社一直都存在着保守和亲中的言论。“爱中论述”骨子里是种族主义的,他们思考问题常常不是从公民身份出发,而是他想象的“炎黄子孙”身份出发,所以眼里只有同胞情。温和的爱中论述,细究背后的窄狭,和中国歌手汪峰同出一脉。汪峰批评马来西亚时,眼里只有泱泱大国的154个乘客,其他乘客都是隐形的,种族主义赤裸而不自觉,让人讶异。

马来西亚华人的大中华情意结从何而来?这问题非常复杂,从历史、种族主义政治制度谈到身份认同。我不拟长篇论述,只想点出一个面向:我们深陷二等公民的悲情之中,一直欠缺公民意识和自信,于是我们紧抱着一个大中华,好安顿迷失的自己。我认为核心在于欠缺公民意识,因“公民”具有积极主体性的意函,更能对照大中华情意结背后那“消失的自己”。

如何在压制理性思考的国家体制里,学习“理性”?

无论是爱国、爱中还是反国阵,其实都是直接的情绪反应,其中没有深刻的思考和反省。我们的社会一直面临类似的情绪为先、论述贫乏的困境,问题到底出在那里?

法国18世纪开展的启蒙运动,强调个人主体性的发展,而主体性若要有所发展,就必须培养人的理性思维,并且落实民主自由的政体改革。18世纪后,启蒙理性、科学理性及民主政体的落实,开展西方世界的现代性。

马来西亚独立五十多年,一直处于威权统治,国家教育体制是一种填鸭式的教育,不为了启蒙、不培养具独立思考能力的公民,而是培养顺民。执政者控制言论、思想自由,害怕公民社会迈向成熟,形成对其政权的挑战,于是国家经济发展努力追求现代化,思想发展却始终停滞不前,落后于人。

在严控知识传播和言论自由的政治氛围下,整体社会欠缺对知识和思考的热情,知识讨论仅限于少数知识菁英的小圈子,大部份群众没有办法掌握知识的语言,在咖啡店讨论政治、社会的种种议题,常常停留在新闻信息的复述,生活经验的分享及结合创意和想象力的冷嘲热讽,对现实生活和政治的不满,就在喝茶吹水的过程中获得短暂的疏导。

我们欠缺以理性拆解情绪的训练,因此也未能将情绪转化成对社会结构、政经体制、意识形态等问题的深刻思考,公共讨论常常是情绪牵着论述走,不同立场最后往往一拍两散,达不成任何社会共识。

在网络普及、人人皆脸友的21世纪,信息管道被打开,我们看到了民主的契机,却也看到了相反的一面。过往,我们面对面发泄情绪,所谓见面三分亲,遣词用字留一步。网络的实时性,让我们更少思考的空间和时间,我们常常是火一上来,情绪的字词就被送出去了,因此,网络也可能阻碍了理性思考和讨论,加重情绪化。

既然理性长期缺席,我们如何可能在长期压制理性思考的国家体制里,学习“理性”?我认为知识分子责无旁贷。占据知识资源的知识分子必须走出知识圈,承担起推动公民培力、形塑理性讨论的社会氛围之责任。穿梭于网络世界的网民,也有责任自我赋能(Empowerment),学习在情绪当下离开手机或计算机,多想多读,自觉地培力自己。

马航事件让我们看到国阵政府一连串的失能,在批评之后,我们必须回过头来检视自己。学习理性,应从反身性开始。

曾丽萍,毕业于新闻所,曾据任记者工作,目前在传播学院误人子弟。阅读兴趣包括城市、性别、现代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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