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是不写作的，若她们写作，就会去自杀。”乌拉圭诗人贝莉.萝西（Cristina Peri Rossi）在为引弹自尽的诗人朋友写讣文时，引用了她叔叔的这句话。这还是1985年的事情。

阿根廷诗人阿尔韦西娜.斯托尔尼（Alfonsina Storni）在1938年投海自杀，她曾写下：“我们这些才华洋溢的女人最终总以爱情的失败者收场。”

屡次自杀最终“成功”（挪借本地报章惯用词语）的希薇亚.普拉丝（Sylvia Plath）及承受精神疾病折磨的维吉尼亚.吴尔芙（Virginia Woolf）是最“著名”的自杀者。

艾柯.海登莱希（Elke Heidenreich）为斯提凡.博尔曼（Stefan Bollmann）《写作的女人生活危险》（Frauen, die schreiben, leben gefahrlich）撰写的导读中，提及上述这些女人。

国族身份与环境左右探讨

斯提凡.博尔曼在书中列举了欧美250年来，面对性别歧视、生活困境及书写之不安定感的女性作家，也“意思意思”地并列了当代世界文学中的7位女性作家，作为对照。

斯提凡.博尔曼坦言，国族身份与所处环境会影响我们对女性写作问题的探讨内容。对一些国家的女性来说，写作生活的危险是生活费来源的问题，以及伴随书写而来的不安定感；对另一些地区的女性而言，写作带来的危险是身体和心灵遭受迫害。

大马女性需面对两类危险

我因而想及，在马来西亚，像我这样一个受过教育，能够自由书写（但目前为止未必能自由发表）的女性，怎么这两类危险都有？

我们书写，但稿费或版税不足以让我们过活，即使最为简朴的生活都不行。我们书写，但我们不知道自己放纵文字的后果，譬如，名字会不会被记录在某个秘密档案里？我们书写内心的声音，那样真诚的声音恐怕让一些人感到刺耳，会不会引来男人的不屑和反击？

那些我们在时间缝隙里挤压出来的字句，导致我们事业家庭兼顾不及，恐怕惹人嘲笑，也许有人会说：“嫁给有钱人，或者当二奶，就可以恣意书写。”

“不要女儿成为社会受害者”

因而，我们难免在书写时思考死亡的问题。英伯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干脆这么说：书写是所有“死法”里最痛苦的一种。

可是，如果我不写作，只当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就像那位给两个女儿灌药再自杀的印裔女子，别人都觉得她的婚姻幸福美满，丈夫英俊又没有外遇，女儿活泼可爱，没有经济问题。一切看起来那么美好。

“我不要女儿成为社会的受害者！”据报导，印裔女子的遗书里有这样一句话。

写作与否都一样生活危险

这是多么震撼又多么悲哀的一声呐喊。我不得不重复自己的句子——“在这个距离性别平权仍有好大一段路程的国度”，女性的命运，究竟以什么尺寸的齿轮重复递送着？生活在这里的女性，究竟以多沉重的心思日日担忧自己的未来？

印裔女子的呐喊让我联想起斯里兰卡作家茹.富里曼（Ru Freeman）的长篇小说《不听话的女儿》（A Disobedient Girl）。是的，小说书写的正是女人的命运。

算了，我没什么好优越的。写作与不写作的女人，都一样生活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