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4日迫不及待买了《星洲日报》，第二版下角有个不起眼的新闻：《一批青年请愿本报代转备忘录》。小小的标题，短短的内容，就像受尽委屈的小孩，被虐打后蹲在角落双臂抱膝大哭后的宁静。
这是关于2006年11月3日在《星洲日报》八打零再也总社外“反对媒体垄断”和平请愿的新闻。
这篇新闻应该列入马来西亚新闻史的一页，因为它具有新闻鲜有的几个特点：
（一）只告诉你有这件事，不告诉你谁在哪里。
（二）只告诉你有这件事，但你还是弄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
（三）只告诉你有这件事，不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
（四）只告诉你有这件事，不告诉你为什么发生这件事。
（五）扭曲事实。
（六）只告诉你“我方（星洲）的历史”。
（七）不知所谓的标题。
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这则新闻违背了制作新闻的基本方法，没有运用5W1H的技巧。也就是说，一篇新闻应该回答--谁？（who），什么？（what），在哪里？（where），什么时候？（when），为什么？（why），怎样？（how）这几个基本的问题。除了日期、时间和地点正确之外，这篇新闻完全不及格，可以丢进垃圾桶。
如果我们浏览《当今大马》和《独立新闻在线》的网站，除了精彩绝伦的照片和影像之外，读了这个课题的报道后，我们当可分辨《星洲日报》的报道有何不同。
第一，除了召集人顾美盈的名字外，你读到其他人的名字吗？在"沟通平台"时段，来自各个大专的学生勇敢站出来发言，他们都是无名氏吗？召集人余福祺对电视台、平面媒体和网络媒体发表了许多意见，以个人身份出席的维护媒体独立撰稿人联盟主席黄进发，秘书曾剑鸣在场说了不少话，为何也不见名字？(who are they？)
第二，这个请愿活动名称是什么？（what is it?）星洲代为转交张晓卿的备忘录关于什么议题？是烟霾课题吗？还是森林砍伐问题？《星洲日报》报道查卡利亚辞市议员的新闻标题是《拒绝受委 市议员查卡利亚正式呈函》，新闻内容和信函所关事项都一清二楚，怎么就在这篇小新闻失手？
第三，没有清楚交待和平请愿的过程（how it happens?）请问大专生说了什么？召集人顾美盈和余福祺说了什么？黄进发说了什么？曾剑鸣说了什么？主持人吴仲顺说了什么？人权工作者郑立慷和警察说了什么？
《星洲日报》总社当晚不亮灯火，甚至安排了两辆大卡车停放在门前，让集会现场显得非常拥挤。有效率的警察第一时间赶到，不断用扩音器命令请愿者离开《星洲日报》，几位警员甚至携带冲锋枪包围坐在地下、手持蜡烛的请愿者，现场气氛因为持械警察的出现而异常恐怖。沟通平台发言人不断呼吁星洲高层刘鉴铨和新闻从业员出来和大家一起反对媒体垄断，这些过程，为什么《星洲日报》一字都不报道？
第四，没有介绍新闻背景，没有让读者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why it happens?）。同一份报纸，我读到台湾总统夫妇涉及国务机要费的大事记，感受到《星洲日报》新闻工作者的专业。但是为什么《星洲日报》不整理一份反政党收购、反媒体垄断运动的大事记？我认为，当读者读了这篇新闻满腹疑惑，不明白大专生为什么要反对星洲的时候，星洲在保护自己的策略上或许是胜利者，可是在新闻专业和品德操守上却是一败涂地。
第五，歪曲事实。根据该则新闻，“刘昆升向位数约四十人的情缘青年郑重声明，他没有权力代表张晓卿接受任何备忘录，他只能代为接受......”这是错误的报道。当晚我在召集人顾美盈身边，在呈交备忘录的时候，星洲公关联系经理刘昆升从保安处旁的小门走出，说把备忘录交给他就好了。
他接过备忘录后便不理睬顾美盈，转头向身边的媒体从业员说道：“这是我们的文告，记者在哪？拿一份。”他派完给记者后，才对顾美盈说：“你也拿一份”顾美盈回到原地，才向请愿者念出刘昆升的声明。所以，《星洲日报》请不要歪曲事实，使读者误以为星洲公关非常亲切，站出来面对请愿者公开发表声明。这篇新闻所有引言皆取自刘昆升的文告，刘先生可没那么友善。
该新闻指出没有人出席在关丹举行的请愿活动，怪了，《独立新闻在线》明明有报道，新闻标题"临时增加关丹站宣传不足号召人《星洲日报》办事处读声明"还有相片为证，《星洲日报》遗漏了新闻吗？还是刻意的遗漏？
第六，除了刘昆升代表星洲发言之外，整篇新闻还有谁在说话？对，这就是著名的“我方的历史”，马来西亚的历史教科书用这种写法，种族关系辅助课本也用这种写法，《星洲日报》真会活学活用。我不曾当过记者，但我知道在听了片面之辞后，我们需要聆听另一方面的说法，俾能公平持衡。星洲记者、资深的老编们为什么不知道？这是常识，不用念新闻系也懂。
第七，《一群青年请愿 本报代转备忘录》这样的烂标题，令我对《星洲日报》大跌眼镜，读了五遍标题你也不知道什么意思，读了内容后更糊里糊涂。我隐隐约约认为，这样的标题应该出现在《东方日报》嘛？怎么《星洲日报》的标题水准跌了这么多？虽然新闻是失败的新闻，可是以愚弄读者、躲避读者注意力的角度看来，这篇新闻是成功的，我的一位朋友在我提醒下才知道漏读了。
我的七点批评过分吗？以《星洲日报》洲新闻工作者的水准来说，并不过分。举一个例子，同一天的报纸，有一篇“全国大专青年研讨生活营”的新闻，把新闻内的资讯拆开放到5W1H之中，我们可以知道：
（一）谁？刘昆升、戴秀琴、张盛闻。
（二）什么？=马青举办全国大专青年研讨生活营。
（三）哪里？=《星洲日报》八打灵再也总社。
（四）时间？=无，在宣布活动的新闻中，时间并不重要。
（五）为什么？=分享彼此对我国政经文教课题的意见。
（六）怎样？=本报新闻主任戴秀琴和公共联系经理刘昆升接待到访的筹委会成员，刘昆升说：“...”，张盛闻说：“...”，然后大家展示海报拍了一张照片。
（七）歪曲事实？=没有。
（八）我方的历史撰写法？=没有，杨昆升、张盛闻都有说话。
（九）标题？=好得很！读一遍就知道一个大专青年营将于下月举行。
全篇新闻也只有502字，加上一张彩色图片，简洁明快，可说是新闻的佳作。相比之下，就会知道两篇新闻是天壤之别，《星洲日报》为何双重标准处理新闻？
我曾撰文批评一位撰写传记的学者只是在做资料整理，不做评述，这不符合我对一个学者的要求。可是今天的我更为愤怒，《星洲日报》竟连最基本的资料整理、呈现两方意见都做不到，其遮蔽和扭曲事实做法更是令人无法苟同！作为马来西亚中文报的读者，我强烈要求新闻从业员制定和遵守新闻业的“道德公约”（
code of ethics），做到“实话实说，为民传声，不媚权事贵”的专业态度；拆下“正义之上，情在人间”的招牌，做一个专业且能够自省自惕，不为业主粉饰太平，能够独立思考的新闻工作者。
因此，我呼吁所有报界前辈关注《星洲日报》如此处理新闻的手法，各大报章的前总编辑、老报人如朱自存、张景云、张木钦等应该组成一个“中文报业危机评议会”，针对528南洋报变至1018南洋二度报变的各大报章新闻处理手法进行评议。另外，召开一个答辩会，邀请各大报业主、总编辑、读者、华团领袖和评论人针对评议结果公正答辩。最后，树立马来西亚新闻专业的守则，尤其是阐明编辑部的编采独立，业主不得以老板身份干预编采过程，以维护中文报业独立自主意识、推动国家民主进程。很多读者认为《星洲日报》敢怒敢言，批评政府毫不留情，然而，批评者不只要面向权力机关，也要反求诸己。今天《星洲日报》的道德危机，恰恰在于缺乏内部的自我批评和反省。
最后，我呼吁公众人士注意，《星洲日报》毅然动用国家机关，让手持冲锋枪的警察在报社之前驱逐和平请愿的大专生和社会人士。这绝对是中文报业史上的头一遭，公民社会必须谴责《星洲日报》这种躲避读者的批评，联合国家暴力机器剥夺公民行使宪法赋予的集会和表达意见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