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人札记】

购屋涉贪的情况通常有两种：第一、薪金不符房价，背后有不寻常收入；第二、低于市价购屋，可能跟卖家存利益交换。

林冠英面对的指控属后者（虽也有人以不寻常收入质疑他），而大家也以前雪州大臣基尔的“基宮案”相提并论。基尔在《刑事法典》第165条文下被治罪，被判入狱12个月，并充公其豪宅归政府资产。

刑事法典第165条文阐明，公务人员不得接收任何贵重物品或礼物。若罪成可被判监禁最高2年或罚款或两者兼施。

比照基宮案判词

读了基宮案的上诉庭判词，可大略总结法庭判基尔罪成的几项根据为：

一、身为公职员，他在知晓价格乃低于市价下，向屋主购买“基宫”。

二、他跟屋主有公务来往，且对此知情。身为雪州发展局（PKNS）前主席的他，曾签署支持信，批准屋主（Ditamas公司）申请的房屋发展计划。

三、屋主曾开出更高的售价，但坦承担心生意受影响而妥协低价出售，所以并非“你情我愿”。

林冠英的案件符合以上标准吗？让我们稍做检视：

一、虽然自称不知市价，但林冠英不曾否认280万令吉低于市价，也明知那是2012年的价位。

二、林冠英和屋主宣称，他们之间没有生意来往，屋主也没参与山竹园土地的竞标。屋主并非吉隆坡国际牙科中心私人有限公司（KLIDC）的股东、董事或管理层，所以完全没涉及该公司竞标槟政府的山竹园土地。林冠英指，政府售地是通过公开招标和价高者得，他也不是槟州招标委员会主席。

三、买卖双方均指是“你情我愿”，不涉及威迫利诱。

显然，两宗案情有别。国阵和举报者也承认，林冠英的屋主没参与山竹园的土地交易。屋主只是和KLIDC公司其中一名股东有关联，是另几家公司的合股人。间接性的联系，是否符合第165条文对公务来往的诠释，有待法庭裁决。但定罪需“排除合理的怀疑”，而判决将成为参考案例，往后公职者若有类似个案均可被定罪。

合法就等于合理？

但，无论在价值或策略考量，“合法”就等于合理或正确吗？

有言道，法律是最低的道德标准，旨在保障基本人权和共善（common good）。但，这不意味（更高标准的）是非对错和价值判断不重要，或见仁见智。毕竟，法律没（强制）规范仍可通过公共政策、文化或个人行为等介入、贯彻和推广，再通过不断反省和辩证而得以修正。

贪腐与清廉之间是一道光谱，不是两极化的非圣即罪。换言之，我们对政治人物的要求，怎能是不犯法就足够了呢？否则，我们凭什么及何苦要求良好施政，如公布财产、落实资讯法、或禁止家属接政府工程来回避利益冲突呢？反正没犯罪就没差。

回头来看，一般人的诠释是：除非开销不符收入，否则官员若纯粹住豪宅、生活奢华并不犯法。但是，这难免引起负面观感。同理，没利益交换、有幸获得屋价折扣也不是贪污，但很容易引起猜疑。正如存入纳吉户口的26亿令吉，即使捐献者真的现身说“你情我愿”，就能让所有人相信是不求回报的“义款”吗？不避嫌在先，之后即使成功合理解释，恐怕难重登当初的道德制高点。

追求更好的实践

辨识何者为良好实践（good practice）非要强人所难——个人办不到是一回事，但拉低标准比臭斗烂则不可取。不落实良好实践不等于涉贪，正如国阵部长不肯公开财产，难道都是贪官吗？不，但自然要经得起“见不得光”的冷嘲热讽，付出政治代价。

对于政治人物和记者，公信力和形象是我们最宝贵的资产之一。别为了合理化接纳贵重赠品、价格不菲的礼券、优惠、折扣或现金的习惯，而无限上纲说：是否连到百货公司年终大减价血拼，或热心支持者免费请吃都应被禁止或不领情。

选择在某个敏感时刻和状况不避嫌，即使没条件交换、利益输送和犯法，难免被视为犯错（非犯罪）、不恰当、误判或失策（定义或因人而异）。结果，轻则个人受到无止境的攻击（如被指遭收买）；重则，导致党和政府面对公信力打折的风险和危机。

这是一篇记者的反省文章，并未针对任何人士。社会的进步是建立在不断地提高自我要求和标准——我们理应得到更好的，无论是媒体或政府。难道，首长没有从槟城媒体团体接受一马组织捐款的风波中，吸取教训吗？

后记：

当年豆蔻村风波闹得正僵，槟政府某日挑灯会晤村民。拖了几小时，一名体贴的议员为守候多时和挨饿的媒体打包KFC。之后，听到目睹此景的村民说，记者被州政府搞掂了。一块鸡肉都如此，房子、26亿令吉可想而知。

别猜了，我有份吃。

刘嘉铭是《当今大马》中文版驻槟城高级记者。